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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从“大跃进”时期的见闻说开去

来源:沙县新闻网 作者 未知 无障碍【语音播报】

    

    闲来翻阅所收集的报纸剪贴资料,读到有关彭德怀同志昭雪鸣冤的报导,联系近来读(98)第二期《炎黄春秋》所载《田家英以死诤谏》一文,颇有感触: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毛主席抱着迫切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同时,又滋长急于求成的情绪下促成的。当时为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他提出“超赶英美”号召,于是以大办工业、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地推向高潮。毋庸讳言,事实证明后来“大跃进”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以致国家出现了60年代那种困难局面。古语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基于此,使笔者产生了写此文的动机。


    一、“大跃进”前奏


    1953年,党所发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任务,其内容可归结为“一化三改”(即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指明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并强调“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现在回顾当时的行动,就没有按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这条准则做。当时宣传总路线时还配合放映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电影,银幕上映现苏联集体农庄实现土地机耕化,庄员过着幸福美满生活的情景,宣传还告诉人们要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的未来,指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口号和顺口溜,使人们可以很形象地憧憬未来,这对刚获解放的沙县人民,确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很大的吸引力。此时抗美援朝刚取胜利,全国各地开始投入经济建设,社会渐趋安定,城乡人民感到走集体化道路大有奔砂,群众得到党领导的实惠,与党同心同德,党在群众中有强的凝聚力,确实是党指向哪里,群众就奔向哪里,情绪十分高涨,形势确是喜人。这里举个实例:当时我是沙县私营酱联厂工人,任厂工会主席,有机会参加省工会的政训班,听取省委领导宣传总路线报告,明确“资改”政策,领会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有大公无私胸怀,在厂里要带动劳资方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学习结业回厂向工人弟兄传达精神后,人人心驰神往,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原先企业系联营,在经营过程中,资方以种种借口抽走了大笔资金,仅剩些生产设备和为数不多的成品、半成品,又安排大批人员进厂,而致人浮于事,加上企业经“五反补税”后,资金短缺更加严重,已濒临倒闭。经过对总路线更进一步的学习后,大家认准前途,主动暂停领工薪两个月,挑滞销产品下乡推销,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开荒种杂粮,食堂还养了大量的猪,毛猪变卖后充实周转资金,从而使企业扭转了亏损,出现了生机,随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的不断深入,这时农村也逐步开始走集体化道路。到1958年,城乡大办人民公社,为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沙县也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农村大办集体食堂,集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食堂吃饭不要钱,在劳动上不记工分,只讲贡献,不计报酬,以体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实则这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原则应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二、“大跃进”中所见所闻


    为贯彻总路线总任务,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赶超英美,就得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是出现全民办工业,大炼钢铁,我县当时不能例外。1958年秋,县委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炼钢铁。”当时我在琅口粮站工作,白天上班,夜晚到镇头参加冶炼,炼铁炉无电动鼓风设备,只能用人力拉土风箱鼓风,以木炭代替煤炭作燃料。山峰村社员则上山大砍木柴烧炭。炉温不够,铁矿石炼不出铁,后虽经技术改进,但炼出铁水质地不纯,冷却后成峰窝样的铁锭。城关炼炼铁场面更轰动,在西门外社稷巷下侧空宅基上,筑起数十座大小炼铁炉,公社、工厂、机关、学校、企业甚至街道居民,均以钢为纲,参加炼铁,青壮年上山找矿、挖矿、运矿石、挑木炭。妇女、儿童等辅助劳力则帮助碎矿石、拔风箱、搬木炭等。粮食部门有高炉设备,也腾出炉改炼铁。在原聚丰米厂冶炼,还组织人员到羊口仔粮点驻扎、到殿峡、斑竹溪运矿石、挑炭。这一时期,城关出现商店关门,居民闭户大家去炼铁的现象。1958年11月27日《沙县日报》题为“钢铁战斗,高奏凯歌”的战报有段描述当时群众参加炼铁的情景说“真正是家无闲人,凡是会说话的、会走路的都投入战斗,矿山、钢厂不分昼夜。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不是运矿,就是担炭。”“短短几天时间里,抢建土高炉、喇叭炉2500个,赶制鼓风箱1800个。”据该报统计,全县发动了五万大军参加炼铁,几乎占当时全县人口的半数。当年全县大炼钢铁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土法冶炼出的铁质不佳,上调检收不合格,后来发动群众献废铁,甚至有人将烧饭用的铁锅也献出来,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用废铁熔出的铁,总算符合了标准,受到了上级表彰,沙县小小炉炼铁还被作为经验,编印成小册子在全省推广。


    大炼钢铁的同时,还推行全民办工厂。县里要求各基层每天汇报办厂进度。各行各业都有办厂任务。我当时所在的琅口粮站添置了一套加工粉干的设备,办了一个大米粉干厂,另外,我从家中整出了一套祖传麦芽糖的工具,算是又办起了一个饴糖厂,就这样算是完成了办两个厂的任务。农村则草袋厂、竹筷厂应运而生,甚至堆粪棚称颗粒化肥厂也上牌子充数。县里许多手工业合作社,这时都改称为厂子,如木器厂、雨伞厂、五金厂等,有些厂似昙花一现,后来就不了了之。当然也有些厂通过大力的推动,得到了转化、巩固,如化肥厂、水泥厂、农械厂等,给县里带来了一些新兴工业。


    大办工业、大抓钢铁的同时,就是大办农业、大抓粮食生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长江以南粮食亩产达800斤,贯彻到县则是一年跨《纲要》,甚至提“双跨”、“三跨”。开头还只是要求实现亩产“千斤稻、万斤薯”,后来竟有亩产几万斤放粮食生产卫星的。粮食增产技术措施,是多积肥多施肥料,要求每个劳力一天积肥三、五十担。还有密植秧苗、间作改连作,单季改双季、高杆换矮杆等等,按这些措施,如人的思想跟得上、并能因地制宜地实施,再加水利灌溉、种子、肥料等条件俱备,现在看来亩产千斤稻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时群众对施用化肥、推广良种、改变耕作制度等一系列耕种改革认识上通不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靠的仅仅是领导的一股热情,高喊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瞎指挥。如播种要求密植,越密越好,工作组拿把尺子在田间量,不符标准,则要社员拔掉返工。有的田因肥料、阳光不足,影响生长,耽误了季节。我曾临时抽调下乡到三姑坡头队,晚上点松明火把夜战水稻田管。再后来,又推广外地水稻放高产卫生经验,实行“移苗并丘”,我在琅口时,看到县委下乡下乡工作组发动柱源村社员群众,将田里已抽齐穗但还未全灌满桨的稻子,整株挖出,搬到大丘田里,重载入禾缝里,看上去田里铺满谷穗,估产亩产可达万斤,县委在此开现场会,总结经验,向全县推广,说是既夺高产,又可空出田来,扩种秋季作物,要村村队队照着做,群众虽然不通,但只好在门前田敷衍照“并丘”应付,其实当时田间大忙,哪有工夫再扩种,移苗空出的田只好闲着,而并入大丘田的盘子,过不了几天因密不通风而发热,于是用大毛竹劈两半拱开,使鼓风机鼓风散热,经移种的稻子自然不能继续灌桨,结果是没有增产反致减产,收的谷子部分发臭不能食用,真是劳民伤财。当年粮食生产因劳力不足,原本可望丰收的田,未能及时抢收也受了损失。“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彭德怀同志这首诗,也可以作大跃进时我县农村的真实写照。


     “大跃进”时各行各业都要大放卫星,同样反映在粮食工作上,当年粮食入库,县里一天一次电话会议催迫,农村劳力紧张,无法及时送粮入库,最后要求放粮食入库卫星,一夜之间要完成全年征购粮入库任务,粮站职工只好分头连夜下乡到生产队,采取计量仓容面积定数量办法,就地封仓办理入库手续,上报完成了事。这种先例一开,给后来入库工作带来很大被动,如有的生产队确实完不成统购任务,硬逼着封仓完成,购了过头粮,结果春耕大忙,社员没口粮四处去借,影响生产,有的生产队则擅自揭封开创动了国家粮,打乱了国家计划。


    三、“大跃进”结果是引发“五风三害”,造成国家60年代困难。


    “五风”之一是刮一本二调的共产风。由于领导者的急于求成,背离总路线灯塔指引,想一蹴而就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确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性质,否认了现阶段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生产资料收归集体,人民公社可任意无偿调用各大队物资,甚至办集体食堂也地占用社员私人房屋、家具和所饲养的家禽,给群众带来办人民公社一切都得归公,不分你我的误解,从而导致了类似夏茂某些大队在秋收时,越界抢收别队粮食、滥伐森林木材等不下正常现象。我在琅口站时,就亲历过茶丰峡社员粮食挑到仓库不过磅,撂下回头就走的事。当时又强调高度集中、农村“砍资本主义尾巴”连社员房前屋后种些东西也不容许,种株南瓜也贬之为“搞私有”,所以当1960年发生粮食困难时,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


    二是强迫命令成风。为要赶超英美,须得“史争朝夕”,指标层层加码,任务天天催逼,有些脱离实际,根本行不通,如前面提到的“移苗并丘”,每亩施肥数百担,人日积肥五十担等。还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竞赛。领导好听喜报,就有人看领导的脸色。不如实汇报的,能够得到表彰,那些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反被斥为“右倾”,甚至被拔“白旗”编入“集训队”,党员、干部要受党纪,政纪处分,任务层层往下压,直到基层。农村生产队社员劳力月出勤要28天,半劳力也得26天,为迫社员出工,农村干部甚至实行扣社员竹筒饭,更有甚者实行体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三是浮夸风泛滥。由于高指标,严要求,且不问效果,结果迫使下边为了应付而虚报,进而弄假。上边则以假为真,想当然却以为必然。如农村粮食产量,当时生产水平,上好的年产三季稻,豆麦加起来亩产不过800斤,而要求平均亩产跨“纲要”,甚至双跨“纲要”,指标定了,到秋收时上报实产与计划悬殊太大,领导疑有瞒产,实报产量的要受批评指责。迫使下边做两本账,对上浮报产量。领导当真组织验收,工作组示意社员将其他田收的谷子,搬到验收田里一起过秤,还将扇风尾和丢失谷穗估算若干,加起来总结产量。到了后来推诿外地放水稻高产卫星,全县总结粮食亩产超千斤,一下子跨过“纲要”要求,粮食获得高产,自然就得增加统购任务。结果购过头粮,农村第二年春耕闹粮荒,特别高山区,山高水冰,晶照不足,高产实收仅两三百斤的,完成征购粮任务后没口粮,向平原地区借,寅年吃卯年粮,成为恶性循环。我下乡去三姑西郊的几个队运粮时,社员诉苦说是吃“空腹饼”。当年这种“浮夸风”不但表现在农村中,其实各行各业都存在,据新县志记载,大跃进期间,《沙县日报》刊登了大量虚假、浮夸文章,最突出的如“水稻并丘放高产卫星,亩产68341斤”、“地瓜亩产62000斤”、“大薯亩产107000斤”、“生铁月产量突破1千吨”、“苦战30天、普及中小学教育”等。


    其它还有干部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等歪风,“五风三害”是有机结合互为因果,无法截然分开的,这些现象,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形象受损害,以致造成60年代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幸好中央用时发现,调整了方针,很快扭转局面,当年还把问题的发生、诿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等,后来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则认为是“三风灾害,七分人祸”,说来也不无道理。今天重揭疮疤,意在不忘历史教训,以警来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