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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来源:沙县新闻网 作者 未知 无障碍【语音播报】

目  录


古城旧事

追叙沙县古城墙……………………………………陈玉堂 

建国前的夏茂育婴堂………………………………彭茂星 

文史资料:洞天奇岩——仙女岩

建国前活跃在城关的业余文艺演唱团体——“雪春园”

      …………………………………………… 陈玉堂  

文史资料:沙县俗语小掌故…………………………

建国前后沙县城关工商行业的网点………………官长发 

民国初发生的冤杀鸭苗贩案………………………陈玉堂  

1946年轰动沙县城的“老虎案”始末………… 陈玉堂 

文史资料:沙县出了三个探花……………………


夏茂时俗

夏茂传统的人生礼仪………………………………彭茂星  

文史资料:乡贤爱乡土…………………………

春种秋收农俗乐……………………………………彭茂星  

夏茂烟福节…………………………………………彭茂星

文史资料:戏说沙县地名…………………………

历史悠久的稻草龙灯………………………………彭茂星  


亲身经历

忆虬溪旅榕同学会…………………………………零  闻  

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回忆…………………………黄则生  

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和洗礼………………………杨发章  


诗歌与论文

县老年大学诗词专栏:神七问天…………………………   

客家界定之我见………………………………………李泽曾

补白……………………………………………………零  闻

编后记…………………………………………………… 




追叙沙县古城墙


陈玉堂

    

沙县古城墙,位于沙溪河畔,背北朝南面对十里平铺,七峰叠翠,风景优美。

    古城墙始建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当时由延平郡守苏章勘察地形,圈定范围,沙县令陈光泰督办,翌年陈调京供职,则由顺昌县令兼沙县事费诚监建。弘治七年(1494年)建成。城墙以花岗石砌基,墙体用特制城墙砖砌成。墙高七米,厚近四米,总长度为4665.3米,有雉堞2800多个。东、南、西、北建四大门,东为迎恩、南为延福、西为永安(后改名兴聚)、北为昌乐。为便利群众取水、洗涤,临溪另建四小门,从东向西名为文昌、庙门、师古、小水。靠山增设一小北门则为便利居民打柴、耕田的通道。共九个城门。城门上均筑有城楼。城墙在1945年间,国民党县长拆东北向部份砖铺街道,其余至解放初尚保存完好。1953年开始拆东北段砖再铺街道,有的居民趁机私拆。1958年大炼钢铁拆砖建高炉,以后1964年、1971年续拆,琅口也有取去建粮仓的。后曾以南门一带作为文物保存。到90年代初旧城改造、改建滨河路时全拆。现仅剩小水门、庙门门洞和部分墙基。 过去临河城墙边,有条道称马路,供船伙计拉纤行走。每年端午节划龙舟,居民可在马路观赏,雨天则在沿河居民靠墙房屋内雉堞观看。

    古城墙流传有掌故,,笔者曾有篇名《廿四郡门之由来》(发表在县《文史从书》和《沙县周迅》)不妨在此略引赞叙:

    过去延福门上了水岭,再走一段路,又有第二道城门,人称“廿四都门”,中间有一片空地:晚清时此处为处决死囚刑场,民国时期建电厂。传说古时此处原有民居,因明末清初,沙县曾发生百姓反贪官、杀死县官大案,朝廷震怒,下令屠平沙县。前来办案的钦差,不忍滥杀无辜,便想出个主意,把此处称为廿四都,纵火焚去这里几户民居,杀了一个姓万名二的,然后写了个“奉令夷平沙县廿四都,剿灭万二户”的奏章上报,保全了沙县一城百姓的身家性命。传说不等于史籍,但沙县在清初确实发生过乡民攻夺县城,杀死县官的事。

    据《沙县志》载,明末清初,夏茂出了一位反清复明志士,名为罗南生,与原明廷的御史钱澄之在夏茂秘密建立武装,拥戴明皇室后裔德化王,其时清兵入关不久,占民房,索供需,为所欲为,百姓不堪其苦,闻风响应。1647年7月,起义军围攻县城,在内应配合下,将县城攻克,鸣锣集众,车炮入衙,县令董璘被处死。后来朝廷派大军来镇压,罗南生率众退守将军寨,终因寡不敌众,在保住起义军将士生命前提下罗南生率部投降。其时清朝初建,实行民族高压政策,血腥屠戮,反而更引起人民反抗,东南沿海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逐渐悟到高压不行,便采取怀柔政策,实行文治,笼络汉族中的知识分子,并实行了一系列助民休养生息政策,所以未将罗南生置于死地。

    另一近代故事,1933年红军东方军经沙县往瑞金,其时军阀卢兴邦盘距沙县,跟红军对抗。红军围城近月,曾在西门挖洞埋炸药炸城,后来从北门入城,当时民间艺人目瞎礼曾编顺口溜:“流涕兵,爱睡眠,大北、小北打入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北游击纵队解放沙县时则是民众代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

     古时县城有城墙,乡有碉堡,如大水湾陈姓碉堡,垄东水尾张姓碉堡。彼时兵家战争使用刀枪、土炮、弓箭,能起一定的防御、反侵、反匪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收抚民心。兵法云:攻心为上策、攻城为下策。古语云:“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得人心者得天下”。以上两个故事,佐证了这一道理。




历史资料

李纲五次被贬

    

李纲秉性刚正,直言敢谏,致五次被贬谪。宋宣和元年(1119年)被贬到沙县是第一次。原因是上疏要求政治改革,为当权者所不容,被贬到沙县当税务官,虽然次年召回复承事郎,兵部侍郎,尚书左丞等职,但见朝政不振,出于爱国爱民之赤忱,连接数次上疏,又遭四次被贬。

    第二次被贬是靖康元年(1126年),李纲率军民抗金南侵,取得保卫京都(开封)的胜利。金兵便阴谋请降议和,投降派与金串通一气,挑唆于钦宗,借口宋将一次夜袭金营失利为由,罢了李纲职务。

    第三次:由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钦宗才恢复李纲官职。李纲又奏请政治改革。但此时主和派仍得势,召回各路军师,并以“专立战议,丧师费财”为由,将李纲贬至临江(江西清江)。

    第四次建炎元年(1927年)高宗赵构即位,起用李纲,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即宰相之职)。此时,李纲总结靖康间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的教训,又提出建国十大纲领,主张抗金,收回国土,再次遭到投降派反对,伪造罪状,高宗以李纲“狂诞刚愎”,罢了李纲相位(在位仅77天)。

    第五次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袭扬州,高宗赵构南逃,才认识到李纲主张正确,复启用李纲,李纲从海南岛返,重振政纲,主和派恐重用李纲,不利其求和阴谋。纷纷奏劾李纲。绍兴三年(1133年)昏庸的高宗再次下诏免李纲官职,李纲谪居福州,逾七年,李纲抱恨卒于福州。

     李纲不顾个人安危,屡次上疏直谏,以匡社稷,其忠心赤胆,光射牛斗,名垂千秋。




建国前的夏茂育婴堂


彭茂星

    解放前,夏茂镇群众在封建社会旧的传统观念毒害下,普遍存在重男轻女陋习,加上当时国家与社会落后,无计划生育。有的生四五胎,多则十几胎,造成生活困难,子女无法养育,溺死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

    当时弃婴方式是将刚出生的女婴扔进粪桶,放进茅房,让她自灭;鼠咬虫爬,惨不忍睹。传说夏茂张厝大院里有个外号叫“洋妹婶婆”的,她一辈子生了七胎全是女孩,孩子一下地,全家跟着刚生下的女婴嚎啕大哭。最可怜的是最小的女孩,出生时被扔进粪桶里,哭了三天三夜,他奶奶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女孩救出来,但此时小孩身上都长满小虫,洗干净后竟然活了下来,从此大家叫她“肥桶子”(夏茂话“肥”和“粪”同音)这个名字一直叫到她出嫁。

    清同治四年(1865年)沙县县令陈培桂下令严禁溺杀女婴。 他命人刊印溺女图,派人挨家挨户散发,广为宣传,并捐款建立育婴堂收养女婴。按月拨给一定的经费作为雇乳母的费用。女婴两周岁后,任凭平民领回抚养。陈培桂,字香根,广东高要县人,清末举人,《沙县志》有传。

    夏茂育婴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地址在夏茂眷顾坊内。据有关文献记载:清宣统末年(1911年)初,夏茂育婴堂恢复重设在眷顾坊美以美教会夏茂民正堂内( 地址在今夏茂农业银行)。当时为表示积善,有100余人志愿献银元(金额不详),20余人献田地10余亩。育婴堂的田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每年收入田租谷子15担(每担100市斤)作为雇乳母的费用。民国元年(1912年)初, 夏茂育婴堂移到土堡底下关帝庙后的一座楼房里(下关帝庙解放后改为夏一小学,今为夏茂中心幼儿园)。这是一座280平方米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楼房靠巷子一侧大门横头石板刻着“育婴堂”三个大字。育婴堂先后由洪七均、杨东生、陈玉华、黄章发等人负责。保姆不固定,每年临时挑选有乳汁的妇女为婴儿喂奶,先后被雇来在育婴堂喂过奶的妇人有近百人。

    育婴堂的负责人为挽救生命,向各村张贴告示:“呼吁广大民众不要溺死女婴,如有不要女婴者,送到育婴堂养生,无儿女需抱养女婴者,事先与育婴堂报名登记,免费送养。”从此各村把多余不要的女婴,用红纸写上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时辰,夹在女婴衣服里,送到育婴堂,育婴堂将女婴暂时收养。

    育婴堂由一个名叫“七夕”的老人在此作日常管理。这位“七夕”老人经常用竹箩筐挑着女婴走村串户寻找收养户。若碰巧有人想要个女婴当童养媳或等郎妹,就给七夕几毛钱或几斤米,这个弃婴就幸运地过上安定生活了。夏茂有一些乡村的妇女名叫“箩仔”的,就是因为小时是“七夕”用竹箩装着挑去而得这个外号。

    育婴堂里的每个女婴身上的字条,几乎都没有写上父母的名字和家乡地址,所以弃婴长大了想去寻找亲生父母很难,但也有极个别被找到的。  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奶奶陈木姬生了一个女婴,取名彭素琴。当时爷爷、奶奶已有两个男孩,由于家贫无力供养三个孩子,于是就用红纸写上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时辰,放进女婴衣服口袋里,送到育婴堂,后来不知被谁家抱去喂养了,一直下落不明。1944年冬的一天,罗坑村彭明其叔公、彭明雪叔公挑烟叶经高桥到南平市王台镇,投宿樵坑村一农户家,从东家口中得知村中有一黄姓人家从夏茂育婴堂抱来了一女婴名叫彭素琴做童养媳,已14岁了。明其和明雪寻至黄家,并讲了14年前夏茂罗坑村彭明清有一女婴彭素琴,出生后抱进夏茂育婴堂,算起来今年也14岁了。于是,两家相认。到了年后春节,在王台樵坑村的姑姑素琴和姑夫黄刻荣一起前来夏茂罗坑寻亲。站在父母亲和哥哥面前的素琴已经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姑娘了,父女、母女、兄妹相见不相识,此情此景,像在梦中,恍如隔世。

    夏茂育婴堂建立后,每年救活了两三百个女婴,群众称育婴堂为“养生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把育婴堂的田产没收作为教育基金,从此育婴堂人员无法生活,自动解散,育婴堂因此停办了。

    建国后,溺杀女婴的恶习基本上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大抓计划生育,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是传后人”。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以来,夏茂镇的广大民众外出经营沙县小吃,而广大女青年和中年妇女在小吃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夏茂镇的广大群众,不少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旧传统观念,自觉少生优生优育。抚今追昔看来,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本文根据罗莲善老师叙述整理而成。)




洞天奇岩仙女岩

    

素称“沙阳第一”的洞天岩,是我县从宋朝以来名闻遐迩的名胜。昔时景点甚多,有古刹洞天庵,石雕定光佛;罗从彦所建颜乐、濯缨诸亭错落其间,以及流涧两侧的永和洞、摩崖石刻、枕流石等。可惜几经兵变,景物尽失,如今只余下琼台、枕流、石刻等残迹。但还有一奇岩,这就是仙女岩,最近也找到了。

    仙女岩离定光佛处不远。从灵岩(昔日石雕定光佛所在地)西行数十步,有一岩石形似女阴,因流泉浸润,长满苔藓小草,掩盖着外形,有隐晦含蓄之妙,游人来洞天岩,不免要到此欣赏一番。但只是一睹而已,没有像江西龙虎山的仙女岩有许多信女去膜拜。从这点看,沙县的善男信女不至于坠入生殖崇拜的怪圈,智商还是不低的。

    近年,在洞天岩流涧下方,建起一座寺庙,奉祀白马爷。寺庙管理人员有忆起仙女岩者,于是肩荷山锄往野草丛生的荒坡寻找去。天公不负有心人,经披荆斩棘后,终于找到了。但面目全非,乃挥锄修整,七锄八锄把表层风化物尽皆削去,成了粗陋全露的丑物。失去原先含蓄之美,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往曾见过此物,如今重见此物成了此模样,不禁感叹:“咳!真不像样!”

    昔人有咏仙女岩者,兹录如下:

洞天一岩奇,侧隆中间低。洞内甘泉冷,岩上芳草萋。

允谈不允谈,可望不可即,如许天然物,个中藏妙机。

    余感言:寺庙管理人员的作为,把好事变成坏事,有擅改自然景物之嫌。人们不免有微词。倘若扩而言之,整个洞天岩,历经沧桑,景物全失,更令人唏嘘。而采石者仍继续采石,更加剧残迹的彻底破坏。洞天岩不仅是风景优美闻名遐迩,自古招来无数骚人墨客来此游历,且留下不少诗篇。明代礼部尚书董其昌路过沙县,也驻足一览洞天岩风光,并作诗抒怀。清名士王嗣垣曾著《洞天岩志》,民国时期省福高教师温春雪亦撰《洞天岩志》,可以领略其泛起的历史文化。故乡人甚盼能恢复洞天岩旧观,既是开发旅游资源,也是重温历史文化的韵味。至若仙女岩亦宜作整容修饰接近原貌。成为我县独特的景观,吸引四方游客来观赏。侨居在太平洋彼岸的沙县籍学者,还来函询问它呢!



建国前活跃在城关的业余文艺演出团体——“雪春园”


陈玉堂


    解放前,我县城关有民间业余文艺演唱团体(俗称“唱曲帮”)三个,即“雪春园”、“赛凤韶”、“赏清轩”。“雪春园”专唱赣调;“赛凤韶”专唱京调;“赏清轩”专唱南词小曲。

    这几个唱曲帮都配置有“文武场”,文场用管弦乐器伴奏,武场则用锣、鼓、钹。有的还配备有演戏的道具和行头。平时清唱,遇有节庆则搭戏台演出。本文叙述的“雪春园”即具有演戏设备的唱曲帮之一。

    我县民间业余文艺演唱团体,远的无从知道,据知情的老人回忆,清末有“玉振轩”,以后则有“赏清轩”,再后有“雪春园”与“赛凤韶”。他们之间有些递嬗关系。因为是群众业余爱好者自发的组织,团体人数发展多了,就有几个平时比较投洽的,与吸引周围的另外几个人,唱议另成立一个团体。“雪春园”的组建,约在民国初,那时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民心欢畅。有个叫黄赞尧的世家子弟,薄有家产,与邑名士林荣晋、刘晓舟、杨惠慈等均有来往,其为人倜傥不羁,交游广泛。原先与陈发雪、朱永妹、邓郁文等人共同参加“赏清轩”活动。 平时这几个人也在黄家弹弹唱唱,于是吸引了陈六妹、陈德昌和其他一些人加入。陈六妹系我父,学名陈道裕,后来成为雪春园的骨干。人多了,就有人倡议另筹组一个团体,是为“雪春园”。其名称可能出自来黄家玩的名士,取“白雪阳春”之意。“雪春园”建立初,都在黄家集会习唱,后来迁到黄厝祠堂,称为“曲馆”。(馆址原在“江西会馆”紧邻,现已拆掉建兴业银行)据当年“雪春园”成员叶运良老人回忆,组建伊始,大家自带所喜爱的乐器,凑些灯火费,也有些虽不会弹唱,但爱来凑热闹的,自愿出钱资助。开始也唱小曲,逢到帮内的人家有婚庆事,则到他家唱曲,丧事则以“西皮台”(即上街弹奏乐曲)送殡。有一年来了一帮赣剧团,名“旧正吉”,在江西会馆演戏。戏班师父与“雪春园”中人有了交往,我父亲等请他们教唱戏。后来“旧正吉”戏班散伙,一些行头、道具由“雪春园”花钱买了下来。叶老说当时帮内每人约出了半担谷子的代价。置办了这些,就唱起赣戏了。先父对吹拉弹奏一学就会,还学编剧本,教导演唱,就由它执掌鼓板,当起师父来了。后来他还曾到下坑、富口等地教演戏,在大洲、洋坊教唱曲,发展了“聚春园”、“沁春园”、“羡春园”等几个唱曲帮。当时在“雪春园”演生角的是邓经晋、高雪金;演旦角的是陈德昌、徐镇侯;演净角的是梅茂喧;演丑角的是俞广尧等。掌鼓板的还有蔡德波;弹三弦的有陈发雪、徐镇铨;拉正把有王联栋、曾尚超。还有连宗明、陈德裕等也是拉琴手。当然,“雪春园”也有地方绅商支持赞助。如邓望高、魏佐臣、陈剑光等。 并公然推魏佐臣为总理事。后来则以演戏的行头,道具出租。有了收入,积资放货,做神会等。每年逢六月廿四,田公元帅生日前后几天的吃唱花费,都从租金和利息收入开支。

    “雪春园”最兴盛时期,是30年代初,参加人数多达60余众。其时,又有叶善卿等从“赏清轩”出来,另组“赛凤韶”。这一帮也置备有演戏的行头、道具,专一演唱京调戏。自从有了两伙,便有互赛高低的心理。逢到欢庆集会(一般是六月廿四田公生日前后)虽然是公演不售门票,也要争取观众。“雪春园”阵容较强,参加者都是土木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商店主等。他们中不少人具有精巧技艺,经济上有后盾,多少占了上风。

    约在1930年间,“雪春园”和“赛凤韶”比赛演出。“雪春园”戏台搭前街曲巷口叶厝坪,“赛凤韶”台搭在小水门关帝庙前。“雪春园”擅长演长篇大戏,这次我父亲以三十六名花会名中人物为粉本,编排导演了《三十六天罡》、《白蛇传》两部戏,演了近两个月,轰动全沙城。

    1932年间,“雪春园”与“赛凤韶”又分别在南门兜和庙门台演出。这次也是盛况空前。“雪春园”演出戏目有《水漫金山》、《辕门斩子》、《五台会》、《思记》等。在这期间,曾发生一场风波。原因是演《水漫金山》有装扮的水族出场,就由陈德昌、朱永妹等用纸扎成鱼、虾、龟、蟹、蛤蟆等,糊制好后挂在陈德昌裁逢店。店对门是江西人开的吴生茂布店。纸糊的大蛤蟆很显眼,江西人认为是有意影射侮辱他们(当时本地人和江西人有争吵时,互骂“蛤蟆”、“土狗”),吴老板因而出来干预,要毁掉纸扎的大蛤蟆,一方要毁,一方不让,江西人纠聚起来推出在军界任职的□□□来寻事,把蛤蟆撕掉,还殴打裁缝店出面拦阻的人。后来弄到地方当局出来调解,把纸扎蛤蟆改成别的,行凶打人的向裁缝店赔礼道歉,风波才告平息。第二年端午节,“雪春园”用了两条船,装饰成水上戏台,在城前边河中演戏,在河岸看戏的人山人海,也引起一场小纠纷。

    “雪春园”演戏,还曾经演出一场至今流传人口的轶事。约在1936年,唱曲帮中的陈发雪老人,年登八十,就在曲馆中为他演戏祝寿,并且特意选演《渭水河》。这出戏是姜太公八十遇文王的,还特请陈发雪老人亲自饰姜子牙粉墨登场,一时传为佳话。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经济不景气,物价波动,加上国民党“抓丁”、“派款”,政治腐败,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这年的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胜利号外新闻一传出,大家如释重负,认为这一下好了,可以不抓壮丁,安居乐业了,所以群众欢欣鼓舞,自发地欢庆胜利,气氛非常热烈。街头上出现群众组织的高跷戏、旱船、舞龙、舞狮等。“赛凤韶”、“赏清轩”则组织肩膀戏。“雪春园”当然不甘示弱,别出心裁的组织一班儿童学唱“台阁戏”。装饰了一个活动戏台,底下安轮胎,可以推动上街、一路演出。由后期参加“雪春园”的成员俞广章、蒋殿卿、林联第,并原来成员饶法钊、俞广尧等动员其子女(都是八九岁的儿童)出来学习,筹资措办儿童戏衣、纱帽、盔头道具等,在梅茂喧家活动。我父亲为主导演排练。排演剧目有“打金枝”、“宋江杀惜”、“五台会”、“思凡”等,连续教了两个月,排演成功后,在鲁班庙(现在步行街万福隆超市处)演出。 当年冬,“台阁”参加“迎城隍”大游行,实则欢庆抗战胜利。过了旧历年不久,我父与世长辞。尔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继续抓丁,通货膨胀,人们无心玩乐,活动也就少了。到了解放,蔡德波、陈德昌、徐镇铨这些活跃在“雪春园”的人物也已相继去世。解放初期经过“土改”、“镇反”有些人受到牵连,无形中“雪春园”这个业余文艺团体也就涣散了。我父亲生前还曾手抄了不少曲本,包括自偏的《三十六天罡》剧本。逝世后曲帮中人来我家讨取去了,不知散落何方。




文史资料

沙县俗语小掌故

    

东门外拔草——童生赴延平庥应试,有落榜归来,不敢从东门入城,怕遇见熟人问话不好回答,于是在郊外装作拔草捱时间,待日落西山,才敢进城。

    舅舅难做——倪居山是偏远山村,人们入山村须爬岭,岭高又弯又陡。以往姑娘出嫁外地或从外地娶来媳妇,坐不得轿。于是男家做舅舅的,就得去背新娘,一路背来备极辛苦,所以舅舅不好当。

    生娘囝(女孩)有猪蹄吃——俗例,新娶媳妇如有喜,男家须请对方亲母来吃一餐,叫“请亲母”,亲母客气,吃到最后一碗是猪蹄就退席了,亲母回家时,这碗猪蹄也得送到亲母家。于是人们说:“生女孩子有猪蹄吃。”

郎吃不饱——新娘出嫁第二天回门时,男家备有一桌席送到女家孝敬岳父母,岳父母舍不得吃,叫女婿来吃。女家亲戚作陪,称“新郎席”。新郎坐上席位十分拘束。每碗菜只举筷一二次,陪客也不敢吃。吃了三四碗,新郎离席回家,陪客当然吃不饱。





建国前后沙县城关工商行业的网点


官长发


    沙县地处闽中,水路交通称便,商贾集中,经济活跃。邻近的尤溪、大田、三元、梅列、明溪等地均有不少商贩前来推销土特产品,采购日用工业品,因而城区工商服务行业甚为繁华,有些商铺牌号远近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以及“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得这个山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通过回忆,并参考若干资料,将城关几条主街的工商行业网点整理出来,供研究参考。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张人玟、曹立辉、乐相森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致谢!

    编写方式是以路的两侧分开,按位置(门牌顺序)列举,有牌号者加注业主姓名,无牌号则用其名。时间以1949年、1950年为准,文中所列难免有错漏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府南路东侧

    林观铨的糖果烟杂摊

    高香妹的香烟糖果店

    高贤豪的聚源发饼店

    黄炳松,培增父子的锅边糊店

    张炳禄的糕饼店

    叶国绲的绮云居石印、文具纸张店

    陈成庵的光慎吉国药店

    邓盛孙的裁缝成衣店

    花太平、花贵云父子的达丰布店

王炳华的同盛布店(后为周德甫等合股的布店)

    黄松生的百货店

    陈华殿的日用杂货店(原为陈华温的新奇昌百货店)

    饶介文的大祥布店

    连亦纯的永美文具、写联店

    陈长福的秀生发布店

    黄炳南的荣记福国药店(后为曹伯铭合股的三山机印店)

    张玉山的双茂铭烟丝店

    陈盛长的香烛纸品店

    朱灿铫合股的糕饼店

    徐树甫的蛋品杂货店

    陈镇铨的黄鳝加工摊

    林泉生的京果店(前为何泰美京果店)

    杨永青蔬菜摊

黎昌洸的花生杂货摊


    二、府南路西侧

    刘钟俊的缝纫成衣店

    史宗霖的大美文具店

    张德扬的缝纫成衣店

    汪乾虞的汪天章印刻店

    曹雪仔的香店

    王士珍裕记布店

    吴光泉合股的天生堂国药店

    黄仁钿邦工的皮鞋店

    熊铭三的百货店

    陈助元合股的布店

    廖志成合股的建业布店

    吴岐山的布摊

    李依磨的玻璃灯具店

    王炳年的年丰百货店

    罗毓东的集成石印、文具、写联店

    魏鸿儿父亲的裱纸加工店

    吴运和的仁记布店

    陈歆和合股的源昌百货店(原名陈在记)

    徐姓的怡顺金箔纸品店

    吴克忠的百货摊(原为吴姓估衣店)

    福茂盛京果店(歇业后为陈吴姓住宅)

    梁步怡的森茂斋石印、文具、写联店

    陈建亨的香烛纸品店

    林华盛的切面、酒店

    林鸿森的义裕切面店

    洪绍材的茂昌京果店

    陈禄全的杂货店

    此外还有范伯青、吴光辉、周金生、周桂生,陈明正、陈润儿等人设的布摊在人行道上摆摊经营。


三、府西路北侧

    高士华的聚源甡糕饼店

    林德铿的奋记酒店

    郭则铭的五金修理摊

    林大妹的聚春园菜馆

    池载煊的金箔杂货店、兼售石灰

    刘狗仔的铜器加工店(人称“打铜狗”)

    林鸿镇的米店,歇业后出租开理发店

    李增仔的豆腐店

    江其生的玉成章刻印店

    黎世禧焕记酒店

    许仁良的新雅楼菜馆

    董昌水的油条、麻饼摊

    

1.体育场巷

    叶国纲的永丰酒店

    肖烈妹的米店

    林伯纪的修理铁器店

    张阿木祖上的修理钟表店

    吴成大布店(歇业后出租)

    朱姓的杂货店

    杨天久的常丰菸叶栈

    罗才盛的百货摊

    魏江妹的面食店

    卓寿生的绘画店

    卓乃元的画像、绘画店

    罗永寿合股的新昌布店(原黄正茂京果店)

    陈仰熏的烟叶栈

    王万胜的烟丝店

    李姓的染布坊

    张贞妹的豆腐店

    张汉东的竹梅轩酱油店,后为蒋姓经营

    陈骏英的灯笼店

    黄培祥的铁笔轩百货店

    徐老汉的竹器店

施忠兰的小美文具店


    2.江西会馆、大戏院

    花家的染布坊

    林海俤的方天时修理钟表店

    罗发荣的京果店,后为毛春藩修理五金店

林杏仔的布摊


    3.西山巷

    邵日明的旧货店

    叶世铭的烟丝店

    叶山如的酒店

    翁宗孟的展生文具、写联店

    邓昌玙、锦儿兄弟的糕饼店

    赵震的牙科诊所

    刘伯渭诊所

    罗坤儿的补鞋、布鞋店

罗联富的米店


    4.师古北巷——俗称新马路

    翁宗德的翁晋茂烟丝店

    吴敏的徽记昌文具纸店

    陈细妹的布鞋店

    黄火生的烟丝店

    周有勇的纸仚店

    孙树成的北方肉包、煎饺摊(邓厝大宅)

    王家的草席杂货店

    琛世模的兰记酒店

    李魁金的切面店

    魏树海的酱油店

    陈海海的打铁铺

    徐车月    宽的缝纫成衣店

    王家的香烛杂货店

    陈铭镇祖上的元和丝线店

    林运儿、黄景春的缝纫店、布摊

    邓世扬的面食店

    卢盛标、林阿明的盛兴隆饼店

    刘远鹏的元大生国药店

    朱增烈的修理钟表店

    林法元的豆腐店

    邓世福的缝纫店,后为邓法金杂货店

    邓世华、刘奋文合股的胜昌百货店

    邓世华的金银首饰加工店

    邓世亨的杂货店

    陆龙潘的皮鞋、布鞋店

    陈吉由的铁器加工店

    张日增的咸亨盛百货店

    吴成禄、吴国安的杂货店

林舜典的豆腐店


    5.后山沟巷

    黎昌涛祖母的煎油饼摊

    廖志成的成记布店

    余绍适的吉元春国药店

    宋秉程的京果店(原来卖肉包)

    王秀琮的同隆布店

    刘煌培的豆豉油摊(早上卖)

    林义妹的豆腐、切面店

    彭海清合股的纶华布店

邓振翔的杂货店


    6.张厝坪巷

    魏文松的杂货店

    乐邦崧的乐长记烟丝店

    廖儒襟的一诚布店(原称天成布店)

    林生儿的杂货店

    林国华的绘画店

    乐映彩、乐邦崑合股的乐元记烟丝、酒店

    林子煌、林翼铿的力生文具店

    陈传琛的同茂明京果店

    喻长发的大成福国药店

    王品清为经理的永成布店(业主王炳华)

    罗增儿的胜品斋糕饼店

    周启云合股的同裕布店

    杨永发的常兴烟叶栈

    何老三的布鞋店

    陈秉万合股的新太布店

    章庆的德丰布店

    黄家孝的茂兴京果店

    张宗信的五美斋文具纸店

    杨开榛的豆豉油店

    黄世洗的豆腐店(登龙门)

   

 四、府西路南侧

    张依狮的香烟糖果摊

    张钟辉的布鞋加工店

    乐宗濂的缝纫成衣店

    林大钟的明华百货店

    林永光的永兴糕饼店

    郑良清的皮鞋店

    陈贤如的美奇照相馆

    陆乐铭的新丰裕杂货店

    陈长祚的茂记发杂货店

陈长裕的时新斋金银首饰加工店


    1.当铺巷

    林家启的丝线染衣店

    棕棉店

    林伯纪的铁器修理店

    黄永芳的五金电料店

    朱增荣的面食店

    李镇妹的银器加工店

    廖加官的染布坊

    张姓的锡器加工店

    杨克磨的织布场

    王超的百货摊

    王爽秋的清记茶叶栈

    林世雍的历书印制店

    张德英的镶牙店

    邓春光的豆腐皮加工场

    王元增的切面糕点店

    刘元琪的新记切面、烟叶栈

陈庆云的广积兴烟叶栈


    2.曲巷

    余胡锦合股的菜馆

    梅茂喧的刻印、刻墓碑店、“七夕”卖糖塔

    蒋老三的治伤膏药店

    黄吉仔的布鞋加工店

    郑明兴的面食店

    叶瑞阶的杂货店

    邵月来的篾器加工店

    杨洪铭的同济西药店

    郑法香的烟杂店

    林河澄的百货店

吴生金的杂货店


    3.商会

    叶厝金箔加工店

    乐肇昌的米店

    陆文凤的烟丝店

    陆文埙的豆腐店

    花逢期的客栈

    邹养基的锡器加工店

    张元茂饼店

    叶文伦的银器加工店

    杂货店

    叶光松的银器加工店

    罗六妹的肉包店

    邓模选的切面店

章水旺的豆腐店


    4.师古巷

    胡永铨祖上的胡太茂丝线店

    陈伦妹的面食店

    邓振州的画像店

    徐为桢的裱纸加工场(染纸)

    林赤姑的花生摊

    陈老仔的烛纸店

    王清耀的益鉴西医药房

    陈邵恩的米店(油、杂货)(1949年歇业去台湾)

    刘声太的铁器加工场

    黄超儿的缝纫成衣店

    郑明协的银器加工店

    张显龄祖上的长顺鼎酱油厂

    郑炎仔的生盛糕饼店

邓发生的花生杂货店


    5.盐仓巷

    张绍菱的尤溪面食店

    陈发银肉包摊

    周元铨的铨记酒店

    王瑞灿的震丰布店

    房元祥的成衣店、布摊

    黎昌振的光振生酒店

    范义长合股的猪肉店

    范依水的缝纫成衣店

    陈松茂的森记国药店

    陈缝琼的陈茂源烟丝店

    罗延福的油条、饼店

    陈木仔的钢笔修理摊(人称拐脚木)

    邓昌锦烧麦摊(人称烧麦锦)

    连金珠的杂货店

    林益农、陈德椿的振发京果店

    陈松怡的聚发酒店

    林典妹合股的京果店

林元妹合股的京果店


    6.罗家巷

    王学照的益寿春国药店

    高又辉的泉裕京果店

    王少珊的人寿堂国药店

    丁寿保为经理的永和布店(原茂丰布店,业主花逢源)

    周荣苍的益太荣布店

    邓万年的酒店

    邓世禄的杂货店

    胡老太的丝线摊

    徐试可的公大生国药店

    罗益文(子发光妹)的棕棉店

    郑能权的豆腐店

刘俊标的宝华百货店

易富高合股的振新布店

叶国卿的大记文具写联店

罗添生的永隆春布店

花芝敏的大隆兴棉布百货店

林梦英的林大发鞭炮店


五、府东路南侧

    许寿桢的华记京果店

    郑七均的纸品加工(白事用品)

    徐嘉谷的缝纫成衣店

连长粮的烟丝店


    1.班厝巷

吴义鸿的染布坊


    2.田公庙巷

    连宗明的竹器加工店

    陈狗仔的花生摊

    王承铨的糖果烟杂摊

    苏道森的米店

    黎姓一的聚诚米店、杂货店

彭任仔的缝纫店


    3.池尾巷

    林发椿的豆腐店

    官狗仔的理发店

    罗汝坤的糖果摊

魏细妹的油炸食品摊


    六、府东路北侧

    郑志刚的光学照相馆

    曹伯铭合股的启新文具店

廖秀珍的纸簾加工场

杨治妹的纸仚店

林细妹的菜馆

郑子馨的布摊(原金银首饰加工店)

华子诚的猪肉店

林植衡的理发店

班学清的木桶加工场

林发招的烧饼、油条店

翁增儿的豆腐店

姚生珠父亲的旧货店


七、中山路南侧

五一百货合作社

曹瑞华合股的宏昌京果店

廖春大的切面店

陈发铨的铨记酒店

廖大熏的切面店

连福升的天和包金、百货店

姚金钗、郑文凤的百货批发部

郑柏香的蔬菜摊

危福生的怡元堂国药店

黄湘儿的香烛杂货店

刘孝霖的久龄包金、百货店

余寿臣的肉燕店

徐邦寿的百货店


1.田公庙

孙兴水的万茂糕饼店

刘宇字、文康父子的金银首饰加工店

许长庚的杂货店

李鸭姑的竹蔑加工店

陈长蕴的杂货店

叶其均的蜜饯水果店

刘元泌的旧货店(人称万金宇)

孔恒山的益森复国药店


2.卫理医院

郑界的香店、后经营炸油饼

叶国荣的纸加工场 

何英的卫生春西药房

叶盛波的饼店

潘万铭的饼店

吴姓的客店

曾姓的细木加工作坊

杨金珠的纸、猪店

王水官的理发店

林六官的切面店


   3.庙门城楼

朱仁祥的细木加工、棺木店

罗家珩的豆腐店


八、中山路北侧

王木儿的京果店

翁应祈的京果、酒店

陈家吉的豆豉油店

陈发忠的豆豉油、蔬菜店

徐镇巷的豆腐店

魏树杨的酱油店

陈发招的光茂昌京果店


1.班厝巷

    张炳余的(双茂吉)烟丝店

徐镇茂的豆腐店

马邦鉴的米店

叶大乾的乾源糕饼店

朱灿铫的酒店

王海胚的豆腐店

柯姓的缝纫店


2.田公庙巷

林阴仔的缝纫成文店

陈绍筠的酱油店

吴先镇的糖果店

陈学海的饼店

林观桢的缝纫店

施全科的酱油店

邹秀山的切面店

陈景腾的杂货店

徐水儿的豆腐店


3.池尾巷

    余培英的晋裕茂京果店(1949年歇业)

潘炳铨的糕点摊


4.清水巷

官狗仔的豆腐店

叶世爵的切面、杂货店

叶八均的弹棉店

罗松木的豆腐店

黄立寿的银器加工店

张姓的锡器加工店

王兴吉的昌记烟丝店

杨开机的镶牙店

邓基椿的切面店

刘灶妹的切面店

张六妹的杂货店

刘元福的金茂盛糕饼店

梁连金的线面店

林江妹的酒店


5.庙门巷

郑阿六的香店


九、李纲路北侧

陈法根的酒店

何祖妹的米店

翁增儿的豆腐店

王邦泽的日杂店


1.当铺巷

曾兴显的豆腐店

黎颂尧的豆腐店

陈阿选的金箔店

余均和的豆豉油作坊

王依木的理发店

张清妹的豆腐店

曾尚超的豆腐店

王依九的米发糍摊


2.师古巷、盐仓巷

黄镜煊的酒、杂货店


十、李纲路南侧

乐康云的豆腐店

朱恭妹的面食店

范辉妹的京果店

杨开禄的豆豉油店

郑家桔的杂货店

杨开瑞的酱油店、烟丝店

姜姓的豆腐店


1.天主堂

刘灶妹的细木加工作坊


2.师古门

邹秀而的糕饼店

池亦金的菜馆

邓才妹的米店

董良坤的面食摊(小水门庙前)

附注:尚有其它路段,因为比较分散,未予列举,另有数百户的赶墟肩挑小贩和小吃摊、担亦未详列。




民国初发生在沙县的冤杀卖鸭苗贩案


陈玉堂


    谚语“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的是乱世的人比太平时代的犬更为轻贱。本文追叙民国初沙县几个身处乱世的人所受的悲惨遭遇。

    民国九年,即1920年。全国南北对峙,局面未趋统一,大小军阀为争夺地盘各投靠山,且又朝秦暮楚,地处闽中山城的沙县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统治沙县的土皇帝,是隶属北洋军阀的城防司令高维岳。据传此人是彪形大汉,却练得一手好颜体毛笔字,当时城内有几家商店招牌,如“广森隆”、“彩章木店”等等,皆出其手笔。彼时高虽名为司令,却只困守一座孤城,城以外既有南军,又有大、小股匪。军亦匪、匪亦军,军匪到处设关卡,向所驻地及过往商旅索要买路钱,美其名为征军饷(简称做饷)。为应受征有要求,彼等也给出具收据或开路条,昭告其在异地设关卡的所属同伙,谓某某等已征过尚希沿途弟兄予以放行等字据。

    某日,有从归化、泰宁一带来沙贩卖鸭苗的客商三人,落宿城内某客栈,鸭苗卖完,准备翌日返乡。 三人中一人上街去理发,适高的部属来查店,彼等不慎,将途中匪伙所给的已做饷收据,放在烟丝盒里被发现,当即被疑为匪谍。当时客栈主虽出面证明他们均系老客户,但二人还是被押到司令部。高聆听属下汇报情况后,认为有物证在,必是匪谍无疑,着令将此二人绑出西门外刑场剁首,并着搜捕漏网一人。尽管他们叩首流血,怆地呼天的喊冤枉,客栈主亦表示敢为具保,高都不予理睬,也不加分析。当此两鸭苗贩被推出西门,路经某理发店,另一鸭苗贩头发方理一半,因理发师停下手中活,出店外看热闹,这鸭苗贩身披围布,也挤出探头,看到被押去受刑人竟是同伙,一怔急忙缩头入内,但已被监刑官察觉,即着士兵将其扭出,询问供认是同伙,不由分说亦将其一并绑去西门外社稷坛刑场屈杀。 老辈人传说,当年目睹者不少人可以传证三人确属道地老实巴交的商贩。 他们中有一人被推走时,沿途还回避路面水洼,爱惜其鞋子,怕被沾湿,而路人皆为之堕泪哭冤。

    在那动乱的军阀年代,像高维岳这样草菅人命,乱杀无辜的昏官,不在少数。于光天化日之下,还多少有一些正直的人为无辜被杀者喊冤叫屈。 然而当时还有不少乡村如山峰、正地、宝山等地,官兵来就诬通匪、匪来则怨其报官,于是,房屋被焚烧,财物被劫掳,妇女遭奸杀,有多少无辜民众,都在无声无息中惨遭杀戮,冤屈谁来诉说呢!





1946年轰动沙县城的“老虎案”始末


陈玉堂


    抗日军兴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前线遣回大批伤残人员,安置在大后方,号称“荣誉军人(群众蔑称之为伤兵)教养院”。 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安置来沙县的是“荣誉军人第八教养院”,院部设在后山沟黄姓大厝里(即现步行街西侧)当中一座大院。伤兵来前,先遣人员就像军旅过境一样,到处号老百姓房子占住。谁家有间空房子,都得腾出来,让伤兵穿堂入室的跟你混在一起。按理这些执干戈卫社稷,光荣负伤归来的战士,应该得到妥善的安置、优厚的供养。但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却只给伤兵每人每月四十五斤大米,数元法币,而纵令他们在地方搞所谓“自力更生”,捞取外快补充给养。于是伤兵就三五成群,有的合伙“经商”,向老百姓贱价强买,高价出售。 有的合伙搞“生产”,在老百姓的池塘里网钓,稻田里放养鸭群,任意砍伐林木,有的放高利贷、开赌摊,诱骗敲诈盘剥民财;也有看见人家女子有姿色,就设法强娶或诱拐。 百姓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因为伤兵既是政府纵容,且又人数众多,又都参加青、红帮黑社会组织,得罪了他们,就要闯大祸。本文就叙述在这段时期,一户善良农民,辛苦劳动的作物被偷窃,反遭诬陷入狱,弄得倾家荡产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1946年,地点在离城关五华里地的水南婆奶窠自然村。 该村有杨姓农民父子俩,父名妹仔,子名发坤。 父子勤恳务农、自耕自给,稍有余钱剩米。这一年,他们在家对面墘上种有四畦花生,长势喜人,入秋眼看结实可收,忽在一夜间被人拔去不少,当时驻在水南、罗布、洋坊等地的伤兵是第八教养院第五中队。其中一些队员以搞“生产”为名,经常出来偷窃地里农作物。他父子两心知是这些伤兵所为,噤不敢声,惴惴然只希望这些“梁上君子”不再光临,稍待花生饱荚了抓紧收获。

    农历七月廿二日的下午,杨妹仔家突然闯入四、五个伤兵,声言该队昨天一名队员失踪,现在发现杨家花生地里有血迹,队员所使用的拐杖也在地里,诬是杨家父子将其杀死,掩尸灭迹的。杨妹仔闻言惊骇喊屈,并声辩说:昨天我家根本没有人来,怎么杀害呢!即杀了人,那有把拐杖丢在自己的花生地里,而且不掩盖血迹呢? 这是接踵而来大群伤兵,拍桌摔椅砸家具,咆哮怒骂要杨交出杀人凶器和被害者尸体。他们不由杨分说,将其绑起,并前后搜寻发坤。杨家左右邻居见伤兵闹事,听说出了命案,胆小的不敢出来,胆大些的就向前看究竟。乡里人一方面悄悄的给发坤送讯,让他躲起来;一方面通知村保长派人向警察局、镇公所报告。这些伤兵闹了一阵,村保长余福妹也来了,这时镇公所派出的警备班,警察局探警都到了,就分头行动,一部分同伤兵将妹仔并福妹一起送县警察局羁押听讯;一部分同众乡邻到花生地勘察情况。

    一伙人到了花生地里,果见花生畦边有一小摊血迹,伤兵拐杖横倒在一边,有个小伙子眼尖,看见地面上有掌大的梅花脚印,喊叫有老虎,这一来提醒了大家,详细查看,血迹旁边拔起的花生,虎爪印间杂有血迹向山后而去。看这情景,人们悟然大悟,伤兵来偷花生,被虎衔走。意识到要给杨家洗冤,必须找到伤兵尸体,于是怂恿警备班、探警等一起循迹搜索。果然翻过两个山我,在另一座山上找到被老虎吃掉,不见躯干,只剩一颗连着脊椎的胸骨头颅的伤兵残骸。当即雇个土工,将残骸运回乡里,买了六合薄板装上,警备班、探警等自回县复命。

    第二天,乡邻由罗法坤等请范学贤写了辩冤呈文,村里十几户都具名作让,抬了伤兵残骸,向警察局为杨妹仔申诉。警察局着将残骸抬往当时由福州迁来的省医专(在原东岳宫现为实验小学)进行剖析化验,断定确为虎啮残骸,乃收了呈文,残骸由兴义镇公所另买了一副棺材给收殓停放在镇公所。

    辩冤事为伤兵所知,立即又兴起风波、“第八教养院”派人到警察局,质问有何凭据受理辩冤呈文,认为伤兵偷窃被虎噬,有损“荣军”名誉,他们为伤兵偷窃丑事掩饰,无中生有地反诬杨发坤老婆勾引其队员,被发坤所见因致杀死抛尸花生地,来不及掩埋,被虎衔去云云;还责成警察局立即捕获正凶杨发坤,拘押发坤老婆林厝,连同妹仔交其院部发落。警察局慑于伤兵威势,只好再将正在怀孕的发坤老婆林厝,以及村保队副、甲长拘来。但提出既是命案,自应经过正式法律程序,将人犯发往司法收监,听候调查审理, 拒绝伤兵要将人交院部发落的无理要求。伤兵无话可说,只得同意将杨妹仔翁媳发往司法处收监, 保、甲长遣回。 但院、警交涉的同时,另一边伤兵第五中队全部进城包围镇公所,兴了问罪之师, 说是镇公所偏袒其辖下乡民,事情未搞清楚,草草收殓被害队员,有损“荣军”声誉。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由县长汤永年会同县参议会议长等头面人物,出面斡旋,答应从速审现,并在体育场公开开会追悼伤兵,另买好棺材厚殓安葬残骸,才平息这场纠纷。

    杨妹仔关进铁窗,被盯上镣铐。其媳林厝因在怀孕,暂准保出候传。众乡邻同情杨家蒙冤,见县里无法作主,大家商议另聘讼师童子林写辩冤伸诉书,分别向县司法处、南平地方法院、省高等法院、省政府主席以及有关部门等投呈鸣冤。一拖两个月,省才派人来县查询,县、镇亦不满伤兵所为,据实反映。开庭审讯时,众多邻居亦出庭作证,佥谓林厝为人正派,从无越轨行为勾引伤兵之说不能成立。 司法官不敢宣布是冤案,但只教杨妹仔暂听取保出狱,以后随传随到。而伤兵当初原想趁机威吓杨家,私下诈财,不想事情闹大,无法收僵,未后为了遮丑,以诬赖林厝为人不正派以自圆其说,竟使落入虎口的小偷,死后备极哀荣,此事时过境迁,亦不再声响。轰动一时的“老虎案”至此含糊了结。归根结底只害苦了老实农民杨妹仔一家。

    由于天外飞来横祸,杨妹子因种四畦花生,平白无辜地蹲了81天监狱,心身受折磨,儿子发坤逃亡出外半年之久,不用说当年的生产是耽误了,且因这场官司,从入狱、伸诉直至出狱,所费不赀,比如仅请童子林写辩冤申诉书,就使了15000元法币(当时币值一担谷子是800元)。其他诸如狱中法警、探警、警备班,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物,这些人不成人美,却能坏人事,像苍蝇嗅见血腥,四面八方飞来,都得给他们捞些油水。综计上上下下使费,花去法币7万余元,折值稻谷90余担(每担130斤)。一个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家庭,受比一场无妄之灾,一蹶不振,沦入倾家荡产的境地。这桩冤案就发生在那可沮咒的有理说不清的旧社会,旧社会的腐败可见一斑。





文史资料

沙县出了三个探花

   

提起沙县的探花,人们只知道有两位,一位是文探花陈瓘,一位是武探花罗英笏。其实还有一位探花是邓驿,很少有人知道。这也难怪,连新沙县志都未提及,文史资料也未见介绍。完整的说,应该是三个探花。兹按中举时间先后,简介于下:

    陈瓘,字莹中,号了斋。沙县城西劝忠坊(今李纲西路)人,北宋元丰元年(1079年)探花。授湖州掌书记,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杭州)通判,温州通判及右正言、左司谏等职。

    邓驿,字千里,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探花,历秘书右正字,迁校书部,拜左司谏,敢于直言,不避权贵。庆元初,拜中书舍人,后知泉州。

    罗英笏,字搢抡,号茂溪。夏茂人,乾隆四年(1739年)武探花,授御前侍卫,乾隆九年(1744年)授云南维西营参将。乾隆13年平定金川后,升为贵州定广协副将,乾隆廿二年(1757年)任全浙提督。




夏茂传统的人生礼仪


彭茂星


    夏茂镇传统的生日、寿诞喜庆习俗和沙县其他乡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夏茂民间人生礼仪有“催生和诞生”、“三朝”、“鸡宴”、“弥月”、“周岁”、“小生日”、“大生日”、“寿庆”、“充喜”等。下面分别叙之。

催生和诞生

    民间新妇怀孕称为“有喜”,新妇有喜后,母亲开始为外孙的出生而操劳,诸如养鸡、酿酒、做婴儿衣服以及其他妇婴用品。

    出嫁女儿怀孕快分娩时,一般是婴儿出生前一二十天,娘家要带着鸡、鸡蛋、面条或粉干来到女儿家催生,有预祝平安出生之意。如母亲已不在,则由嫂子去催生,中午要设简宴招待。

    小孩出生后,家人要杀一只鸡,将全鸡煮熟,贴上一小片红纸,置于客厅头桌上,同时摆上花生、糖籽(水果糖)、糕饼各一盘,主人点上蜡烛,点燃香向天地和祖先三鞠躬后将香插于厅前和祖先牌位前,而后燃放鞭炮。这一礼炮,便就是一个人出生庆典的开端礼仪。

    婴儿出生后,女婿要肩挑活鸡2只,喜蛋21个,冬酒(或红酒)一壶、炒米花、炒花生、炒黄豆、糖果若干,到岳父家去报喜。岳父家的妇人拿着一个酒盅将喜酒给本村每家每户的长辈尝一盅。并将炒米花等分发给每家每户。其意是向村里人报喜讯和让全村人分享喜悦。回家时,岳家的妇人会拿一些半新旧的婴儿衣服请女婿带回去。




做三朝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称“做三朝”,是婴儿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庆祝日。这天早上要去劈一些大樟树的树片,放到锅里煮沸,待樟树片开水凉至温热后,并用此开水为新生儿沐浴换新衣。樟树片可熬煮樟脑油做中成药,是一种清热、消毒的良药。此做法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午宴请至亲亲属女长辈等。 赴宴者送鸡、蛋,还有龙眼、红枣、黑枣、冰糖选其中的一种作为礼物。同时还要请接生婆赴宴。是日以“洗浴蛋”(即红蛋)馈送至亲亲属和邻居每家两个。




做鸡酒

    新生儿产后第十天要做“鸡宴酒”,宴请亲家和亲家的至亲亲属、舅父舅母、姑姑、姑丈、兄弟姐妹等。

    娘家以女婿送来的那只活鸡为“带路鸡”,回赠活鸡数十只、蛋201个、酒一缸和婴衣、婴帽、襁褓等物。

    鸡宴酒是夏茂民间招待贵宾时所作的“三过汤”高级酒宴。入席时要请亲家母做首席,并由至亲女客陪坐。上炒菜之前,大家先吃一碗由黑豆酒浸泡着的三块鸡肉,俗称“泡鸡酒”这是鸡宴酒主题菜,鸡宴酒席结束,赴宴者准备回家时,新妇会抱着婴儿出来送客,这时赴宴者作为长辈还要给婴儿一个红包做见面礼。




做满月

    新生儿产后第30天要做“满月”又称“做弥月”。当天给婴儿理发、沐浴、换新衣,而后抱婴儿在庭院转几转见见天日。外婆家会送来婴儿穿用的衣服等物。同时还会送来炒米花、炒花生、炒黄豆和糖果等。舅舅、姑姑等至亲亲戚一般都送小母鸡、鸡蛋、衣服或布或毛线等,中午要设宴招待外家,本家亲戚和本家至亲亲属。

    午宴结束后,本家妇人或至亲妇人要将外婆家送来的炒米花等分发给村里的每家每户,以示报满月之喜迅,让全村分享喜悦。




做周岁

    婴儿出生满一年要“做周岁”,庆贺孩子“得周”,外婆家会送了一套衣服、一顶帽子、一双袜子、一双鞋子,还有银项链、银手镯等物给外孙;同时还会送来炒米花、炒花生、炒黄豆、糖果若干。 舅舅、姑姑等至亲亲戚也会送来一套衣服或一块布料或若干毛线料来。中午要设宴请外家、本家亲戚和本家至亲亲属。

    宴前举行抓卒盘仪式,陈列黄历书、毛笔、算盘、秤等物具,任婴儿拣取,以推测他(她)的志向、预卜日后前程。

    午宴结束后,要将外婆家送来的炒米花等分发给村里的每家每户,以示报周岁之喜。





做小生日

    夏茂镇有些家庭为家里人每年做一次小生日,每逢家人生日,也举行小规模家宴庆贺。改革开放,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最多的只有两个孩子,做父母的很重视,每年设宴为孩子做生日的较普遍。

出嫁的女儿,距娘家较近的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在每年父母生日时送一只鸡、十个鸡蛋给父母亲,以示庆贺。也有一些儿子一家和父母分家生活的,在每年父母生日时,杀一只鸡,煮几个鸡蛋,煮一些面条或粉干,或做一些父母亲喜爱吃的食物,请父母赴小规模家宴,以示庆贺。

做大生日

    做十岁:人生十岁做一次大生日,十岁是人生第一个逢十的生日,是第一个大圆满。 十岁“启十”时,外婆家会送来一套衣服、一双鞋子,还会送来炒米花、炒花生、糖果等。舅舅、姑姑等至亲亲戚一般都送一套衣服的,主家要设简宴招待送礼物来的亲戚。主家还要将炒米花等份发给每家每户,以示报十岁圆满龄。

    做20岁:20岁是人生进入成年时期,旧时有举行成人典礼仪式。是时外婆家会送来一套衣服、一双鞋子等。舅舅和姑姑家一般都送来一套衣服。主家要设简宴招待送礼物来的亲戚。

    夏茂镇人30岁生日不设庆宴。

    做四十、五十岁:人生进入四十、五十岁时,娘家会送一套衣服,一双鞋子等来庆贺,舅舅、姑姑家和兄弟姐妹都会送一套衣服来庆贺,主家要设简宴招待送礼物来的亲戚。





做寿庆

    过去的人,有了半百年龄以上,习惯上男子要载须(留胡子),女人要加冠(戴凤冠),并举行载须、加冠典礼仪式。 要宴请亲戚朋友,亲友要送礼物来祝贺。这一习俗早已消失。

    60岁是人生的花甲之年,夏茂镇人到了60岁才开始称寿,且每逢整十数,做一次大寿庆,寿龄愈高,庆典规模愈大,仪式愈隆重。父母寿宴有子女出面筹办,要做“三过汤”高级酒宴。寿庆这天可以是生辰之日,也可以另择黄道吉日。

    寿宴这天,娘家的至亲亲属会抬大盛来,里面装着大公鸡、

寿帽、寿衣、寿鞋、寿饼、寿酒、寿桃、寿面,寿幛、寿联、寿烛、寿炮,还有送毛毯、棉被等物。出嫁的女儿家送来的礼物和岳家或舅家送来的礼物差不多。姑姑、姐妹家送来的礼物有公鸡、寿衣、毛毯、棉被、寿面、寿联等。宴席中,晚辈客人和晚辈亲属要向寿星敬酒并送红包贺仪。

    旧时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故70以上大寿一般都是提前一年做寿庆。70岁以上高龄,子孙多,家境较好的老人寿庆,要举行拜寿仪式。

充喜


每年春节期间,夏茂镇各乡村有“充喜”之日。充喜时间,多数乡村择定在农历正月初六,有的乡村选定在正月初八、初九的。 充喜这天,家中有头一年生第一胎孩子的,或家中有人在当年60岁以上大寿的,要置酒、炒花生、炒黄豆、糖果等,肩挑到公共聚会处,如祠堂、公房、老人活动中心。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说笑,有的人猜拳行酒令,好不热闹。充喜之意就是让村里人分享喜悦和增添喜气。




文史资料

乡贤爱乡土


陈世卿——城西人,宋进士,吏总尚书,号豸山,以城西有獬豸山(亦称后背山),獬豸山为神兽,传说能以角触撞奸侫,陈甚赞其义举,故号豸山。

黄文梯——明举人,曾任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令,号幼山,即富口之大小佑山,此山高峻雄伟,绵延12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076米,山高林密,禽兽出没其间,生物资源丰富,黄爱其景色独特,故号为幼山。

风英笏——夏茂人,清武探花,全浙提督,号茂溪。茂溪为东溪上游,集众多小河在夏茂附近汇合而称茂溪,灌溉着夏茂盆地千万亩农田,养育着全镇人民,自喻如溪流般对乡民作贡献,故称茂溪。

邓肃——古八都邓墩人,宋进士,左正言,号样栟榈。曾因以花石纲诗批评朝政,及《论留李纲疏》而触怒了宋高宗,再度贬回乡。隐居于永安栟榈山,在桃源洞附近,过着清贫生活,栟榈冬不畏寒,故号之。

罗从彦——城西人,宋 进士,闽学二代传人。曾任广东博罗主薄,有《遵荛集》传世,号豫章。因江西是其祖居之地,已虽生于南平、长于沙县,仍不忘其先祖,故号豫章。





春种秋收农俗乐


彭茂星


夏茂镇,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是一个农业大镇和主要产粮区。自古以来,大多数人家以农为业,辛勤耕种。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系列农事习俗,流传至今。


起田头

    “一年之季在于春”。每年春节期间,农民一边热热闹闹过大年,一边即着手筹划新一年的农事活动。

    夏茂镇农民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四日之间,都要选一个好天气和黄道吉日“起田头”,或曰:出行。届时农民扛锄头下田翻一翻土,以示一年的劳动重新开始。因为是新年首次参加农事活动,收工回到家里,每人都要吃两个鸡蛋,吃碗粉干和吃碗面条,以预祝一年到头劳动生产圆满如意。人民公社化期间,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起田头”日,生产队买些酒、猪肉、豆腐、鸡蛋、面条等,大家锄田回来后集体会餐,以祈求新一年劳动生产吉利如意。





农具集市

    旧时夏茂逢农历每月一、六为墟日,五天一墟。每逢农历正月十一,是特定的农具集市日。“文革”期间,夏茂墟改为逢公历每月一、六为墟日,于是每年正月初十到十四日那个墟就是农具集市日。这天,墟场上摆满了锄、耙、刀、斧、犁、铧等铁件,还有畚箕、箩筐、谷筛、扁担、锄柄、牛轭等竹木制品,以及砧板、爪篱等日常用品。人们纷纷来到集市上悉心选购,为新一年农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游春牛旨重农

    每年立春这一天,夏茂的洪姓人要举行游春牛活动。其做法是:用毛竹片制成春牛骨架,糊以棕黑色纸张,由四个强壮青年人抬着牛身前进。然后用古代戏装分别扮成一家丁和一男佣人粉墨登场。游行时在前头开道的是花灯鼓。鼓面画着丰收的豆穗。灯鼓之后是三对四方形灯柱,有两对灯柱前面的对联分别写着:“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担粮”、“愧彼惰农空食粟,怜其劳力勿加鞭”;后一副对联的大意是:当农民一要勤劳,二要爱惜耕牛。灯柱左右分别写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灯鼓和灯柱的后面是两把唢呐吹奏着民间乐曲。紧接着是男佣人牵着耕牛以滑稽形态向前走着。男主人挑着犁、耙,男孩挑着一担牛草,女孩提着一只饭篮,主妇提着一壶开水。再后是三架大盛,头一架盛里面安坐着五谷仙菩萨,第二架盛里面装着米、谷、瓜,青菜,水果,第三架盛里面放着一小团一小团的白馃和三牲五福食品。最后面是锣鼓乐队,游春牛队伍在大街、主巷游行,凡到各家门口,无论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要放鞭炮迎接。

    游春牛旨在重农劝农。劝人在欢度春节中不要忘记备耕和开始春耕。

弘农节

    农历五月廿五日,流传为“五谷仙”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是夏茂镇传统的弘农节。 大清早,家家户户舂糯米糍粑,供奉五谷仙,并置酒、菜改善伙食生活。

    弘农节这天,夏茂罗邦塔附近的神农祠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庙会,八方香客纷纷来到神农祠进香,祭祀五谷仙。

    其他一些村庄,还将五谷仙菩萨抬到村中游行。

    相传炎帝尝百草辨别出五种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并亲手培育,教人们耕种。他逝世后,人们尊称他为“五谷仙”、“神农氏”。又传说五谷仙是主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祗。我们的祖先对掌管农业的神明顶礼膜拜,体现了先民们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和执着的追求。




烟福节

    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是夏茂镇传统的烟福节。称为“做烟叶福”和“过烟叶福”。是时正逢晒烟收成并交卖结束,经济较宽裕。农家置酒、鸭、肉改善生活,有的人家请亲友同餐,庆贺烟叶丰收。





吃新

    夏秋开镰,新谷登场时,夏茂镇农家都要择吉日蒸上一大甑香喷喷的新禾米饭,准备酒、蛋、猪肉、豆腐等菜,全家人聚餐改善伙食生活。名曰“吃新”。餐前,新禾米饭团供于大门口前和祖先牌位前,焚香点烛敬祀天地和祖先,餐桌上,全家人忌说不吉利话。




十月朝节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是夏茂镇传统的“十月朝节”。俗称“过十月朝”,又称“做秋收福”。是时晚稻收成之后,进入农闲时节。各村农民辛苦劳动将近一年,为欢庆丰收而设此节日。每到这一天早上,夏茂镇各家各户用新产糯米做糍粑。并杀鸡宰鸭,买酒、肉、鱼等会餐改善伙食生活。有的人家还邀请乡邻亲友前来做客,大家把盏碰杯,庆贺丰收。





夏茂烟福节


彭茂星


    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是沙县夏茂镇传统的“烟福节。此节正值烟叶收成并交卖之后,农民经济较为宽裕。夏茂民间俗称为“做烟叶福”或“过烟叶福”。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置酒、鸭、肉、面条,全家团坐欢食;有的,请亲友同餐,庆贺烟叶中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六月廿四日这天,相传为戏祖“田后”诞辰,建国前,夏茂农村请戏班演戏庆祝,建国后这天已无演戏。

    夏茂晒烟和烟丝由于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种植加工独特的三大优势,又以颜色金黄、香气扑鼻、兴奋提神三大特点,而成为久负盛名的特产。

     民间有这么一种传说,清乾隆皇帝一次微服访江南,看见烟丝店里有几个人手握烟管,口喷烟云,神态悠悠得意。他不知这是什么玩意,也跨入店内品尝,吸过几口烟,觉得芬香扑鼻,飘然如仙,雅趣顿生,精神十足,连声称道:“好一个烟中之魁!烟中之魁!”店老板后来知道他是当今天子,遂把烟丝店招牌加上“烟魁”二字,招揽了众多顾客生意大盛。这店卖的烟丝就是沙县夏茂烟。从那以后,沙县夏茂烟列上“烟魁”桂冠,成为全国名牌烟。

    夏茂烟叶和烟丝畅销全国各地。旧时,在上海市有一家烟丝店,招牌上写着“福建名烟,夏茂金丝”八个字。从此夏茂烟丝又有“夏茂金丝”之美称。

    据《沙县文史资料·夏茂晒烟考》记载:“夏茂晒黄烟,简称晒烟,俗称蕃酒叶,属于烟草内的红花烟草品种。据传,夏茂烟草的种籽在明万历后期从吕宋(今菲律宾)经泉州港引进,由福州转道闽江水路上潮到夏茂,夏茂种植烟草的历史已有370多年了”(距今已有390多年了)。又据《三明文史资料·三明物产溯源》记载:“烟草,明代由中东传入中国,1575年传至菲律宾,1590年传至日本。当时盛传吸烟可预防瘟疫,故发展迅速,清代中叶沙县烟丝以优质著称。”由此可见,夏茂烟草的品种与各地烟草的品种不一样,是因为经过菲律宾改良后的新品种返传夏茂,所以夏茂晒烟特别优质。

    据查,清乾隆至道光19年(1736一1839年)以及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前夕(1912一1936年),分别为夏茂种植晒烟和经营烟叶的两个高潮时期。那是挨家挨户不论贫富都栽烟草。因为栽烟效益大,男女老少都参加种植,形成“春夏无老人,秋冬无破箩”的生产局面。夏茂有谚语:“你要娶亲,先要种烟”、“育烟万把丛,赛过富家翁”。这些话很有见地。

    据考,1936年前后,夏茂本街烟丝店有30多家,烟丝加工作坊遍布夏茂各巷深处。

清光绪末年农历正月,夏茂贩卖烟叶的商人和种烟大户联合成立“公同和”(即烟业同业公会)商业组织,吴世和为第一届主任。

旧时夏茂米寮头那段街道是卖烟叶、卖米的专卖街。

    栽烟叶不但本身有可观的经济收入,还能增加糯谷等粮食作物的产量。烟草收后种糯谷的产量一般都成为正比例,栽烟既多,糯谷也多。乡间有了多余糯谷,促使糯米酒酿造业相应发展,闻名遐迩的“夏茂冬酒”,应运而生。所以旧时有俗语:“有店必有夏茂冬酒,有城必有夏茂烟丝”之说。

    建国后,夏茂晒烟有了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更大发展。夏茂晒烟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名优产品。1980年全国晒烟鉴评会上,夏茂晒烟受到最好的评价,被鉴定为一级。1984年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在山东举行鉴定评比会,全国晒烟产区有七十家参加,评比结果有13家质量优,夏茂烟叶是优中之优,名列前茅。1985年9月,夏茂晒烟由青岛卷烟厂试制混合型大前门牌过滤嘴香烟获得成功。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首张加载评审“大前门牌”香烟时将砟茂晒烟鉴定为一级。此后保定、石家庄、龙岩等卷烟厂家用夏茂晒烟为原料与烤烟配合制成混合型过滤嘴香烟。全国各名家卷烟厂纷纷向夏茂订购晒烟,供不应求。

    夏茂烟福节始于何时没有史料记载,但它的由来却很明显。种植晒烟经济效益比种植水稻高二至三倍,且用当年烟地来种植晚稻每亩可大幅增长稻谷,次年轮作水稻每亩也可大幅度增收。再者烟叶烟丝销往全国各地,这笔款纯从外县外省得来,当地人民生活必然富裕。早在明、清时代,夏茂就成为沙县最富之乡,为全县财政收入之大头。当时,出现人们希望和夏茂人联亲结友,官府希望夏茂多纳捐税的现象。在此情况下,夏茂“烟福节”便应运而生。




文史资料


戏说沙县地名

    一、报个数

一字山(今三官堂东路),二八曲(性天峰),三官堂,西(谐音)山岭。五龙顶(湖源圳头南),六坪村(高砂小洋),七仙洞,八十桌(虬江),旧(谐音)院头(古县),市(谐音)头街(府南东路),百桌洋(虬江),千年山(富口),万山坑(虬溪)。

二、走四方

东周(南霞)、南阳、西郊、北坑(郑湖),中村(青州)、前峡(凤岗)、后垅(夏茂)。

三、论五行

金陵口(富口),木科(南阳)、水美(凤岗)、火烧桥(虬江)、土堡(高砂)。

四、以色列

赤岭(高桥),白溪(富口),朱坑(郑湖),黄地(富口),青州。

五、动物园

牛栏墩(夏茂),马铺(青州),鸭姆道(虬江),鸡公楼(郑湖),老虎窠(南霞),龙山岭(虬江),凤坡洋(南霞),狐狸姆桥(南霞),猫儿窠(夏茂),猪仓(大洛),渔珠(高砂)。

六、植物园

竹山(南阳),木科(南阳),杉口(高桥),梨树(夏茂),李窠(夏茂),林村(富口),茶坪(南霞),松林(南霞),麦元(虬江),桦溪、蕉坑(凤岗),樟墩、椒畔、桔山(高砂),桂口(高桥),葛坪(郑湖),荷山(富口)。

七、百家姓

江路、罗布、郑坑、肖墩、谭厝(虬江);乐厝、李厝、俞邦(夏茂);池村、姜后(富口);潘坑、蒋坡、周坑、卓坑(南霞);邓坑(高砂);张家湾、何尾(凤岗);官旱(大洛);朱坑(青州)。





历史悠久的稻草龙灯


彭茂星


    春节、元宵节期间,沙县夏茂民间有舞稻草龙灯的习俗。稻草龙灯,又称线香龙、香火龙。

    龙是中国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夏儿女都称为“龙的传人。”

    稻草龙灯,由预先备好的上等干稻草扎制成龙头,龙身(一般的是九节)和龙尾,每节中间立一根竹竿支撑,每节用细绳连接而成。扎龙头和龙尾有一定的技术,名村都由扎草龙的师傅制作,因为需要扎得既结实又漂亮。龙珠材料往往就地取材,一般用芋头,做也有用柚子做的。

    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取天长地久之意)开始舞稻草龙灯。舞龙之前,将点燃的线香插满草龙的全身,将做龙珠的芋头或柚子也插满点燃的线香。持草龙者由青年或个子高大的少年参加。起龙时在村水尾处点燃香烛,燃放鞭炮,祭拜天地。三声土铳礼炮响后,舞龙队从水尾进村。龙尾之后是锣鼓乐队,其锣鼓的敲打节奏声是“咚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呛咚咚呛”。表演时龙头上下翻飞,左右腾挪,龙身左右摆动,而龙尾摆动幅度更大,整条龙在坪场中穿行舞动,在大路中边舞动边前进。而持龙珠者将龙珠上下左右翻飞,引龙作舞,是谓游龙戏珠。这时只见一条火龙闪闪烁烁,紫烟缭绕。冥冥夜色里,宛如金龙翻腾大路中,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舞稻草龙灯临近各家大门口时,各家各户都会燃点香烛,燃放鞭炮迎接,当香火龙进入各家大厅拜年时,各家各户都会在龙身上插上一柱香火以祈新年驱散邪魔,去病消灾,五谷丰登,恩赐瑞祥。因为在人们心中,龙是呼风唤、驱灾除害、清吉太平的美好象征;因此民间舞龙,洋溢着“龙的传人”的诸多夙愿和对龙崇拜的情结。香火龙,他虽用稻草扎制,却意喻着“以农为本、五谷为先”的传统思想。因此,旧时夏茂民间舞稻草龙极为普遍,无论大乡小村,村村都舞稻草龙灯。

    灯会中,稻草龙灯比所有龙灯的辈分都大,相遇时后者都得避让,这一“规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诗经》载:“去其螟腾,及其蝥贼,无害我田雅。田祖有神,秉界炎火。”先人以农为本,常为了田园的丰收,用稻草束焚烧田边杂草,驱除虫害,以保来年丰收而逐渐演变为火神祭祀,进而转化为稻草龙灯。据史料记载,舞稻草龙灯始于南北朝,又据传说,夏茂舞稻草香火龙始于隋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原刊载于《三明客家》)







忆虬溪旅榕同学会


零  闻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学校纷纷迁回福州。沙县有省医学院,省福州中学、林森师范、护士学校;永安有体育师范学校;南平有省师范专科学校;尤溪有三民中学等。这些学校都有沙县籍学生,以及福州市各校如:农学院、福建学院、学院附中、开智中学、文山女中等也有沙县籍学生,凑合起来为数不少。医学院张德华建议成立沙县同学会,籍此互相认识,交流学习经验,增进同乡友谊。同学们听了,一致赞成。于是着手拟同学会章程,联系各校沙县籍同学,酝酿成立同学会事宜。后决定在湖光明媚,风景宜人的西湖举行成立同学会仪式,取名“虬溪旅榕同学会”。记得到会的同学有医学院张德华,农学院刘煊舟,福建学院黄昌兰(行建)、陈永才,师专黎昌福、姜圣名、刘锦长、张人玫,吴裕秀,林师茅盛钦,三民中学张英绍,体师刘洪垒、叶世康,福建学院附中黄培棣,开智中学黄载康,文山女中陈棣华、陈棣青,护士学校何筱华、杨彬、陈锦,福高乐兆骥、郭增贵、叶善钰等约三十人。会中宣读同学会章程,并讨论。选出理事会及各组人选,讨论活动事宜,并决定出会刊,交流学习心得,介绍会员简历,及各校概况。我负责组稿、刻蜡板、油印。记得第一期主要内容:发刊词,同学会章程,介绍部分同学简历,同学会成立经过,并有资深先辈严格先生题词:“以文会友”。以后不定期出刊。经常活动有:欢迎新同学入学,欢送毕业同学茶话会,都有留影纪念。先后在体师、三民中学、师专等校集会过,同学们互相交谈,其乐融融。

    回忆虬溪旅榕同学会做了两件好事。一是为茅乐灿老校长募捐款治病。某校长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殚竭其力。当时正病卧医院缺少费用。我们就分头向福州的沙县商家募捐。他们都很乐意深表同情,慷慨解囊相助。茅校长收到这笔款后回信表示谢意。二是接管了延平会馆的产权。延平会馆在福州延平路,历史上是给沙延永来榕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作为食宿的场所。给考生生活上方便。一向由潘家代管。旅榕同学会要求将产权移给同学会。几次商谈终于解决。自此以会馆的租金收入,作为同学会的开支,同学会有了经费,会刊改为铅印。厦大沙县学生张英信家庭清寒,也得到同学会的接济。

    如今沙县籍在榕学习的莘莘学子何止倍蓗于昔。有些人都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虬友会活动,倾听家乡经济建设的情况,都愿意将来回乡参加家乡建设事业,虬友会的聚会,也可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和增进乡友的感情。







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回忆


黄则生


    1959年9月13日—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将在首都功工人体育场举行。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

    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国各省市、解放军等单位积极响应,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全运会的到来。据说,之所以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举办,一次显示中国人民已不是“东亚病夫”,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办好运动会。二是抵制第16届奥运会,粉碎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为此,第一届全运会办得十分隆重,十分精彩,是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志无前例的大型体育赛事。

    195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在首都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入场时,全场起立,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接着,各省市、解放军、火车头、煤矿等代表列队进场。当福建省建儿进场 时,观众高呼,“向英雄地福建前线人民学习,致敬!”的口号。我作为福建省参加受检阅的一员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当时,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解放台湾”,福建省作为海峡前沿、前线,受到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

    大会开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开幕词。接着是观看北京是有8000名大、中、小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全民同庆。

    竞赛开始时,我看见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在起跑线上与参赛的运动员亲切交谈了。我感到国家领导人和爱可亲,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10月1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检阅建国十周年的伟大成就,彩车、巨型标语、歌舞队,运动员方阵徐许通过主席台前,真是耀眼壮观,花团锦簇,喜气洋洋,显示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繁荣昌盛。晚上,我们全运会全体代表也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观赏焰火晚会。  只见广场周边探照灯光柱有序游动,礼炮齐鸣、焰火更是流光溢彩、五光十色、千姿百态、姹紫嫣红、金花银花闪闪,令人目不暇给。置身于此,感到作为祖国一员,无比兴奋和欣慰。

    10月2日,我们福建代表团与全运会其他代表团一样参观首都十大建筑:工人文化宫、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我心情很激动,因我在五月底,率我省6位尖子射手上北京参加全国射击集训队时,看到京城四处还是建筑工地、瓦砾场,难以相信才三、四个月,由我国自主设计、施工的“首都十大建筑”就屹立在眼前!不能不赞颂党的伟大,佩服中国人民的智慧。如此的辉煌,让世人叹为观止。国际友人相互交谈时说,当他本人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时,都会说,如果有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不管做任何事都能成立。当时,听到此话,我和大家都感到作为中国人无比骄傲和自豪。晚上,我们被邀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观看京剧表演。

    10月3日,第一届全运会举行闭幕式。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等参加。贺龙副总理致闭幕词,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向建国十年来打破世界纪录和获得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0月6日,北京是为庆祝第一届全运动会胜利闭幕而举行招待会,招待全运会体育健儿。上午八时,我们手持“请帖”,列队进入人民大会堂,有专人引导参观。人民大会堂为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可谓当时世界上最大可容万人的大会礼堂。宏伟华丽,无一支柱的我薄壳屋顶,葵花灯亮,金碧辉煌。10时许,步入优雅的宴会厅,餐桌上已摆好24碟美味佳肴,四小瓶醇醪。纵横两席间,穆然立着明明快服饰的窈窕淑女,合宴会厅更显得高雅别致。万余名健儿就席无嚣,彭南市长和贺龙副总理致词勉励全体运动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勤学苦练,提高政治、技术水平,做一个党的好儿女和好运动员。讲话完毕,东西两侧半空的走马楼中飘来悠扬的乐章,路天籁飘荡,使人陶醉,如堕入仙境,彭真市长、贺龙元帅给运动员祝酒,我们沉浸在极乐荣幸之中。

    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还有一个花絮,是我认识了刘子奇将军,结下深厚的友谊。

    刘子奇将军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当时是全运会主席团成员。我们福建省射击队参加全国射击(分区)赛广州赛区比赛,取得团体冠军。作为广州赛区组委会主任的刘子奇将军与我队合影。当他得知我是福建省射击队队长,还是沙县人,与为有一面之交似的,同我交谈起来。他曾经在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沙县的战斗。他眷恋沙县,提起沙县黄烟丝。以后曾寄钱给我托买烟丝,我也带劳。尔后,多有书信来往,他给我寄高级保健品和儿童玩具,还准备专程来看我,真使我受宠若惊。 一位将军何至要买沙县黄烟丝呢,现在我明白了:这体现了他不仅对我的厚爱,还体现了他对曾经流过血汗的沙县的眷恋。可惜文革后,断了音讯。不久前才知道,他于1993年仙逝。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9年8月,我在北京全国优秀射击运动员集训队考核暨国家级代表选拔赛中,获自选小手枪50米60米慢射521环的成绩(一级)获得第三名。创福建省最高纪录,载入《中国体育年鉴》。9月24日在全运会上,以大口径转轮手枪慢速30+30取得557环的成绩,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创造了省记录。

    回首五十年前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往事,宛如昨日。参加全运会的出席证、彭真市长的请柬、获奖证书,以及刘子奇将军的书信,至今我珍藏着。现兹记如上,谅想读者在感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国成功举办时,会有裨益的。

                                    (李泽曾整理)





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和洗礼


杨发章


童年劫难

    民国23年(1934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我诞生在闽中古城沙县虎府东路一座木房里。由于父亲死得早,母亲成为年轻寡妇,一家尚有五口人,姐姐最大,也才14岁,大哥11岁,二哥8岁,我当时只有4岁,一家生活担子全由母亲挑起来,姐姐去缝纫店做女工,大哥端糕点卖,二哥去当小学徒,母亲料理家务,有时帮人家缝缝补补赚点小钱,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记得我在七岁时,得了一场大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说胡话,母亲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当我眼睛睁开,只见房间和蚊帐都在湾曲、颤动,好像在不停地移动。一次夜里,母亲抱着我在床前哼着催眠曲。我在昏迷中醒来,见到眼前有一个相貌古怪的人站在床前,我突然喊着:“有人!有人!”,只见到蚊帐弯弯曲曲的晃动,我叫了几声以后,又闭上眼睛不醒人事了。母亲见状,唉声叹气,自言自语说:“病的这么重,又没钱医治,不知道养得活养不活?只能求菩萨保佑了”当天夜里,母亲似睡非睡地梦见一个梳着髻发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要把我抱走,母亲紧紧的抱着我说:“这是我的孩子,你不能抱走!”此话刚落,母亲立刻惊醒了。之后,整个晚都没合眼,嘴里一直念着就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天亮以后,赶紧去找附近一个道士(母亲不信佛教,却又去找道士),把昨夜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请求道士指点,道士听了以后,说:“莫非七仙庙中(沙县西门外有一位仙姑庙)哪个仙姑要你的儿子?不妨去求她,许个愿。”当天母亲马上带着香烛去七仙庙,只见庙里左侧摆着三个,右侧四个齐齐两排正是七位漂亮的女仙姑,只是服饰、发髻表情有所各异。母亲把七个都看了一遍,发现第四个的女仙姑与梦中所见的非常相像,母亲马上在第四位女仙姑面前下跪求她保佑,许个愿,而后抓了一把香灰回家,把香灰调开水给我服下,也继续吃中草药。说来也奇了,我的高烧渐渐退了,病也渐渐好了。病好后,母亲带我去还愿,母子俩跪在四仙姑面前,还了愿后,便带我回家。这件事,是我病好后,母亲告诉我的,事后,道士叫我母亲把我的字辈由原来“荣章”改为“发章”。从此一直延用“发章”名字,这是我的第一个劫难。

    因为家里穷,营养差,家里大小包括母亲身体都很瘦小,面黄肌瘦,尤其是我,长得特别瘦小。记得我十岁时,母亲的熟人遇见打招呼时,顺便问我母亲你这孩子多大啦?母亲往往回答说:“八岁。”熟人说:“哟,长得这么瘦小,”母亲只好解释:“家里穷,没什么东西吃,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瘦小。”

    民国37年(1948年)夏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补充兵源,到处抓丁,我家有三个男丁,按规定,要抽一丁,母亲事先得知,便提早把大哥二哥带到老家(陈罗坑)躲藏起来,保长到我家抓大哥,抓不到,就把母亲抓去坐牢,家中姐姐已出嫁,只剩我一人,没人照顾,索性也带上我一起去坐牢,母子俩在牢里住了两天两夜。政府官员在牢里见我们孤儿寡母,也无可奈何,第三天只得把我们放出来。




苦乐人生

    1949年6月,沙县解放了。解放沙县的主力部队是闽西北游击纵队。记得解放沙县时,伪政府组织一个民团武装,禁闭城门,日夜巡逻,东、西、南、北城门楼上设有碉堡,又民团武装看守,城外四周已被游击队全团团围住,机关枪,迫击炮架着。对峙了没几天,只听到稀疏的枪声就停止了,原来是“和平解放”了。接着由闽油腻腻赣司林志群代表党和政府进城与伪政府谈判,谈判成功后,打开城门,迎接游击队进城,并由游击大队长唐仙友接管,担任沙县农会主席,(可算是沙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那时我才念小学六年级,1950年就到沙县初中初级中学读书。当时姐姐已出嫁,家中还有二个哥哥、一个妹妹,加上我和母亲,还有五口人,为了养家糊口,供养我读书,母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了几块大洋,叫两个哥哥到琅口赶墟贩小猪来城里卖,赚点钱养家。当时时局较乱,还有土匪(那时虽然沙县解放了,可是社会治安还是很乱),两个哥哥走到半路(交通落后,都走山路),也就在洋坊的附近,被土匪拦劫,所有人被绑在山上,两个哥哥也在其中,土匪把大家身上的钱财全部搜去,还扬言:“你们不能逃走,谁逃走就杀了谁!”然后扬长而去。吓得大家直打哆嗦,直到天黑下来,见土匪没有回来,被绑架的人开始挣扎,大家松开绳子,各自逃命去了。母亲在家里焦虑地等待着,到了晚上才见两个哥哥回到了家,经过此番劫难,家里更是雪上加霜。母亲迫不得已,只得把府东路这栋破旧房屋变卖(这栋房子是我父亲成家以后买的,也是旧房子),换来几十担谷子。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步公家住,即后来的李纲108号(师古门附近)。两个哥哥一时找不到活干,我也无法继续上学了。初中只念了一年就失学在家,后来到了一家私人办的“粮食交易所”做小工,一个月90斤大米。交易所属于中介性质,接收上游(三明、永安等地)水运的粮、豆等,由交易所介绍给城关用户,从中收取手续费。我的任务是:挑水、扫地、烧开水、煮饭及其他杂活,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要去开门,先烧水蒸饭,再到码头不时的探望河边上游有否粮豆船只下来,然后通知交易所人员准备接收。交易所也就设在师石门码头,距离我家也不远,只有二、三十米路,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可以跟附近的孩子玩玩,记得又一次,所有斜对面一个搬运工能的儿子到所里和我玩,玩的时候难免会动手动脚,我不小心把他的儿子弄痛了,这小孩哭着回家,他父亲就出来不分青红皂白手拿一颗小石头扔过来,正好打中我的头,头马上肿起了一个包,还破口大骂。那时我发誓: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受人欺凌。

    1951年初夏,城关(全县划分为七个行政区)一区要招收一批有文化的社会青年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只要会写会算,会打算——均可报名应招。那是沙县解放不久,社会治安还不稳定,不仅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骚扰破坏,而且还有经济土匪拦路抢劫,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有的青年不敢应招,而我和二哥为了生活,不怕丢脑袋,便一起去报名。由于大哥没有文化,没有条件应招,只能另找生活出路。我毕竟上过几年小学,就被招进去。我们在区公所培训几天后,被分配到垅东乡去搞土改。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20斤大米(折合成人民币17.5元)伙食要开支九元,兄弟俩每人每月寄三元回家,各自留下5.5元购买生活日用品。家里母亲和妹妹两个,全靠这六元钱生活,只能节俭过着日子。于是,母亲先买足口粮(那是一斤大米七分钱,一个月买50斤用了3.5元),剩下2.5元就是一个月的菜金。偶尔小妹去帮人做点小工,比如挑沙、挑石子等,赚点小钱,加以贴补。平时他们是怎么过的呢?早上吃稀饭时买一分钱豆腐(一分两块),一人一块;中、晚餐吃母亲自己腌的酸菜、萝卜就干饭。有时买点地瓜补充着吃,其艰苦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自打我哥俩开始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比过去好了许多。

    垅东村有15个自然村,我们在垅东村(主村)负责搞土地、房产、高利贷等的调查摸底、统计工作,即把全村农户占有的土地、山地、林木、房产及其他生产资料等按户登记造册(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等各阶层),然后再根据多与少、好与坏、远与近进行搭配,按现有人口平均分配,地富、高得贷者所有的契约(包括房产,土地、高利贷等地契、房产证、借条)宣布无效,通通交出,当众烧毁。

    那时我们去了一大批人马,有土改队、土整队(我们是土整队)、县大队(地方武装部队)共四、五十人,带着枪支、手榴弹,全副武装分赴各自然村,既要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又要保卫土地改革运动,防止敌人的破坏。白天访贫问苦、调查摸底、培养骨干;晚上开诉苦大会,斗地主,还随时防止武装土匪的突然袭击。在斗争大会上,贫苦农民站出来诉说受尽地主恶霸剥削压迫的苦难以后,随即响起:“冤有头,债有主,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地主恶霸!”“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当时我第一次下农村,亲眼见到广大农村贫苦农民站起来斗争地主的场面。当时本地农民流传一个顺口溜:“火笼当棉袄,糠菜当粮草,整年做牛马,饭都吃不饱,没钱买油吃,锅底生锈了,没钱娶老婆,单身汉到老”,这也是旧社会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记得有一天晚上,春村里土改队点着火把斗地主,山上的土匪也点着火把排成一条长长地“火龙”从山头经过,我们以为会下山骚扰和袭击,也准备着枪支弹药准备反击,结果,土匪只是路过,并无下山,大家虚惊一场。旧农村的农民生活环境很差,白天看去,一片破旧房子,东倒西歪,只有几户有钱人家住房比较像样一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农民没有煤油灯,用点松油柴替代,彵房屋熏得乌黑。 路边、田边的粪池就是厕所,又脏又臭,而且大便没有用纸,用竹片来清洁。 我们是住在土堡里,点着煤油灯,煤油和灯具都是从城区里带来。开会研究工作都是在土堡里,既是议室又是卧室,吃饭是到农民家中轮流派,农民吃什么,我们也一样吃什么,不能加什么菜,连炒个蛋都不行。这样干了三个月,土改基本结束,我们回到一区,就接到县委组织部调令,我二哥杨荣风调到县委机关,我调到政府财粮科。当时财粮科的财务人员都是伪政府的职员,叫“留用人员”,领导想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财会人员,就叫我学做会计。只干了半年,县委又把我调到组织部去,因我写的字比较好看,就在组织部搞抄抄写写,刻蜡板、油印,比如帮助领导抄写或复写总结报告、工作汇报、通知、指示、工作意见等等,份数多时就刻蜡板、油印。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公路,没有汽车,下乡都要自己打着背包步行去,在崎岖山路上一走就是三、五十里路,而且不时要上波下波,十分难行,好在那时年轻,体力吃得消。 当时乡下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办公只能点煤油灯。下到乡、村后一律在农民家中“轮饭吃”,也叫吃“百家饭”,住的是“土堡”,或是农民腾出来的破旧木房子。下到区公所,住也都是简陋的木房子,在区公所干部食堂吃“大灶”,一天伙食,标准0.9元。县委主要领导吃“中灶”,一天1.5元,地(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吃“小灶”,一天2.4元,不能超标,不能特意为领导加菜,这是纪律,违反要受纪律处分。那时上级领导以身作则,带动了下级自觉遵守,形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在“首脑”机关,一切也都很简朴。县委、县政府办公的地方,是旧政府、伪参议院遗留下来的木制平房,而且长年失修,有的房子破旧得东倒西歪。因财政困难,无力拨款盖新房,也只能旧物再利用,修修补补。连办公的桌、椅、板凳、也都是旧的,县委书记的卧室也是在旧房间铺一个旧床铺,还有一个脸盆、一个开水壶,其他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简单。

    1950年,一大批北方老区的地方干部南下,拿着上级命令直接到沙县担任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都是山西和顺县人,被替换下来的曾经为解放沙县立过功的地方游击干部有意见,司令员林志群代表游击干部向省委书记叶飞提意见,结果,省上来个“反地方主义”把林志群反了下来(后来才平反)。南下干部来沙县,有的也带了家属、子女,是干部的都统一穿浅灰色的解放装、解放鞋,像红军长征时期的服装。其家属及子女是北方农村的装束、穿着整齐、朴素。干部纪律严明,像是一支军队。记得1953年的一个夏天,天气很炎热,我做了一条初步的西装短裤,穿去上班,被县委书记石毓维看到,批评我说:“小杨,穿短裤上班,像什么样?像一个干部吗?,赶紧回去换了。 ”我受到批评以后,赶紧跑到宿舍换了条长裤来上班。上班时,不能喧哗,不能开玩笑,不能讲粗话,要文明礼貌。早晨七点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时事政策是雷打不动的。晚上上班到九点以后,当天的事情办不完要加班干完,不能拖到第二天,工作紧张而有序。但是,有趣的事也多。比如,唐仙友,没有一点的官架子,也不讲究上下级关系,与普通老百姓一样。自他退居二线以后,没有什么具体工作任务,经常在机关走动,平时他都叫我“小杨”,我叫他“老唐”。当我没事的时候,喜欢跟他聊天,他常常跟我讲他的身世:他是给地主当长工,受尽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走投无路了才参加游击队。解放前夕,在富口的荷山、山氽、洋花坑一带打游击时,不时会遇到国民党保安队的围剿,使游击队陷入险境,又每次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掩护而转危为安。有一次,他领导的游击队得到一个情报:银行运钞车从沙县开往三明方向,路经羊口仔,游击队立即组织队伍,埋伏在周围,等汽车路过埋伏圈,便立即包围起来,将钞票搬走,然后迅速转移,待保安部队闻讯赶来,游击队已无影无踪了。又一次,她在建阳时候,化妆成伪保安队去抢银行获得成功,并把抢来的钱就经受苦百姓,当地百姓很感激他们。他还午了怎么暗杀罪恶多端的伪保长,地主恶霸等等,唐老前辈游击生涯的传奇故事很多,令我敬佩,也令人神往。唐仙友为人正直,性格豪爽,他酷爱下棋,一下起——可以不吃不喝,从白天到晚上,从夜晚到天明,坚持到底,不获胜不罢休。他的下棋风格与他的性格一样,勇往直前,不怕挫折,输了再来,从不悔棋。他见我有空闲时,就叫我们“来几把”,我与他下棋时,多是我胜他败,他越是败了,越要再来,直到最后胜利方才罢休,我有时候棋下一久了,头脑发胀,不得再下,可唐老却拖著不肯罢休,只好陪他玩,常常是下得午饭、晚饭不能去吃,最后只得想个法子,正好本办公室一位干部王裕民也喜爱下棋,我变邀他一起来,两人轮番与之作战,轮流吃饭,倒是搞的唐老经常饿着肚子与我们下棋。

    1952年,我二哥当年在县委机关入党后,被调到洋溪去担任区共青团书记后提升副区长、区长等职。当时县委机关部门都在一个小院子内,办公室都紧紧挨着,只一步之遥,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人事变动,只是对放一个房间办公。那时的干部也很少,一个部门只有二——四人,整个县委机关,包括县委书记、部长也不过十几个人。当时的县委农工部长陈福科也是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从不洗热水澡,只是脱掉上衣,光着身子,拼命用手擦着上身,然后把搓出的污垢弹掉,叫洗“干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祖传的传家宝,在我们老家都是这样,一时改不了,我们北方人,有的地方还更不卫生,人的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死亡。我们比他们还好一些,至少一年也许他几次。”难怪我靠近他身边,有一股难闻的汗气,但他很健康,几年都没病,连感冒都没有,真是“不干不净,活着没病”,后来他也渐渐改变了不洗澡习惯,生活习惯逐步被当地同化。

    1954年,陈福科已是17级干部每月,工资九十多元(我才五十四元)。有一次,我和老陈开玩笑说:“老陈(当时盛行称同志或老李、老张,不叫职务)你现在工资很高了,用不完,吃穿可以高挡一点,不要再做‘土八路’了。”他却说:“小杨,你不懂,共产党就喜欢土,反对洋,洋就是资产阶级,土才是无产阶级,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咱还是保持土八路的生活作风好,钱多了用不完,咱们可以一块上馆店改善改善生活,把钱换成食物,装进肚子里,又安全又保险。”果然,玩笑变成真,他兴致一来,就要我们上馆店,请我们吃。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私有观念,除了寄家里一点生活费,自己买些日用品以外,所剩的钱都花光用光。比如经常加班到半夜以后,肚子饿了,就上馆店吃,不分彼此,轮流埋单。我们经常一起去吃的有陈福科、林善华、吴坤礼、杨宗贵等,埋单次数最多的是陈福科。还更有趣的是:农工部长陈福科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都很棒,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才小学程度),经过实践锻炼,文字能力提高很快,人也很幽默,喜欢开玩笑,搞点恶作剧。他手下有个干事叫郑千忠,是农工部的一把笔,也是机关从事文字的秀才之一,农工部的许多材料都是他写的。有一次千忠写了一份材料,送他审阅,第二天一字未改,就被退回重写。第二次写好再送他审阅,第三天仍然一字未改,又被退回重写。这时让郑千忠好生疑问?心想:部长到底有没有看,一字不改,又没讲哪里不行需要补充。他也很聪明的,第三稿只重抄一遍,内容一样送他审阅,看他有什么反应。结果,部长开始认真审阅,并修改后交郑千忠打印。这个秘密被发现后,郑千忠来跟我说:“我说呢,我几次写的材料送部长审阅,他每次都要退回重写,原来他连看都没看,一直叫我再写过,不尊重我的辛勤劳动。这下让我学乖了,他一字不改退来,我也原原本本送给他审阅。”事后我碰见陈部长,假装不知道此事,便问他:“老陈呀,千忠也是文字工作一把笔,材料写的不错,为何他写的材料,总要退回修改几次才定稿,都没有一次满意的?”部长悄悄告诉我:“小杨,你不懂,你既然问我,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不要告诉别人。搞文字工作必须反复修改,推敲,文章才能写得好。古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有时一个字都要推敲好几天,我是有意让他多写、多磨练,这叫严师出高徒,尽早出人才嘛。”我听了以后笑起来说:“原来如此,你的办法真妙。”后来陈部长知道他的鬼把戏演不下去了,只好作罢,从此认真批改。1977——1981年,陈福科升任建阳地区主要负责人。

    1954年,我被调到宣传部,领导开始叫我写材料,从简单的材料开始学写,比如南平地委宣传部办了一个《宣传员手册》,刊登农村如何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怎样向农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我就按照这个要求,经常到工作比较先进乡、村去调查了解,总结他们的经验做法,加以整理上报,经常被《宣传员手册》采用登载。县委领导发现我有写作能力,就经常把我借到“临时”办公室去工作,比如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反右派办公室,整风整社办公室,社教办公室,等等,由于我思想上进,工作认真,各方面表现不错,1954年5月,组织上吸收我入党。

    我年轻时,爱好体育,练习项目广泛,比如单杠、双杠、跳远、篮球、排球、举重等我都练习。 尤其篮球,我当时是县委机关《红色战士》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袁启彤是队长,经常与其他单位比赛,是榜上有名的篮球队。 1954年初夏,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那天很空闲,我就抱着一个篮球,到体育场(当时体育场就在机关食堂背后)一个人在篮球场上练习投篮,练了满头大汗,练完后,就跑到南门浮桥河边游泳洗澡。那时正是洪水季——河水涨得很高,水流很急,我不知底细,自以为会游泳便无所谓,想不到一跳到河边,马上被洪水冲走,往河中心漂移,越冲越远,喝了好几口浑水。 一时慌了,怎么办?只好拼命往岸边游,那时体力已消耗殆尽。更加心慌意乱,心想:这下完了!搞不好会淹死,只好用仰泳来恢复体力。那时我年轻,有耐力,稍微喘一口气,体力就恢复了不少,我赶紧拼命往岸边游,结果从南门游到庙门才靠岸,灌了满肚子水,爬上岸时,即刻瘫倒在地,约五分钟,体力开始恢复,我才爬起来,慢慢走回宿舍。真是命大,这是我的第二个劫难。

    1956年,经杨丽霞牵线,我认识了陈丽桢(至今的老伴),双方印象不错的后,便开始有了书信来往。1957年元旦前夕,我们机关有两对青年,一个是县委副秘书林建宇,一个是宣传部干事业叶聚诚申请结婚,当时袁启彤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大力提倡集体婚礼,准备在元旦这一天为这两队青年举行婚礼。 他又想到我这一对恋人,也该谈得差不多了,索性凑在一块,热热闹闹,举行集体婚礼。于是便派李振坦骑自行车到洋溪(当时丽桢在洋溪供销社工作),把丽桢载回城关来,李振 坦到了洋溪供销社找到丽桢说明情况,开始丽桢不同意,理由是母亲都不知道,不能这么随便。后来袁启彤又挂电话给洋溪区委书记和胡宗湘帮忙做工作,说家里父母怪罪,一切责任由领导承担。丽桢这才勉强同意,接着就坐在李振坦的自行车后面,一路上颠簸骑着来。当时汽车很少,马路年久失修,凹凸不平,骑到半路,车、人都一起摔倒跌在马路上。回到机关,把丽桢安顿下来,袁启彤就动员机关干部各出一点钱,去商店买了新棉被、新蚊帐、新枕头共三套,每对各一套,把我们的机关宿舍简单布置了一下,元旦的前一天,到城关一区进行结婚登记,到了元旦的下午三对的新娘新郎各处三十块钱,买些糖果、花生、瓜子、糕点摆在会议桌上,举行结婚典礼。三对恋人也没有化妆,与平常一样排成一排,站在主席台上,所有机关干部坐在台下,边吃边聊,有县委副书记李海珠做主婚人,袁启彤证婚人,主婚人、证婚人讲话,然后新婚夫妇讲话,典礼结束。到了傍晚六点,结合机关元旦改善,机关食堂杀了一只猪(食堂养的),办了几桌菜,每桌加了一点酒,把新郎新娘的父母也请来(除了丽桢的妈妈在福州,路遥缺席以外,其他都请来了)。 上席时。由县委书记李新文向在座的人致词后,大家自由吃,那时的结婚,就这么简单,没花什么钱。事后,我才给丽桢妈妈、我的岳母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表示歉意,并寄了20元给她老人家,拜托老人家买些糖果送给亲友和邻居。

    1958年,我正式调到县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经常跟随县委书记下乡搞调查、搞采访,回来就给书记写调查报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我在富口工作不到半年,就被“靠边站”,批斗了三年,批斗完就下田劳动、扫街道,下机关食堂破柴、烧火、洗菜等等。这都不怕,怕就怕当时在无政府状态下被莫名其妙的杀害,连尸骨都找不到。那些曾经与毛主席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前辈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在战争岁月没有被敌人打死,却被造反派秘密折磨死,何况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我二哥杨荣凤就是这样被商业分校逼、供、讯折磨而死的。那时我也确实担惊受怕,总感到命悬一线,“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还好我在富口时间短,没有触犯群众利益,只是个别坏头头揪住我不放,大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风险小得多,最终逃过了这场浩劫,也就捡回了一条命。这算是我的第三个劫难。


家境艰辛

    母亲从小就抱给王家做童养媳,深受婆婆的虐待,从小就裹脚。长大以后,出落得很漂亮,深受丈夫的喜爱,常常获得丈夫的袒护,在玩家生了两个女孩。不幸的是,丈夫短命,廿几岁就死了。母亲后来改嫁我父亲,生了我两兄弟。母亲生来也命苦,不到40岁又死了丈夫,又成为寡妇。从此她不再嫁人,靠自己把我们养大成人。由于母亲从小就在艰难的环境里磨练,养成一种坚忍、俭朴、吃苦耐劳的美德。她关爱下一代的成长,稍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肯吃,都要让给子女吃。

    从调到县委机关工作以后,我的工资由供给制改为包干制,一个月工资23元。随即工资制度又有包干制改为薪金制,我定23级,每月工资48元,1955年提为22级54元,1956年提为21级60.5元,工资逐年提高,生活也逐年改善,那时1个月60.5元可买大米700多斤,1斤鸡才0.5元,鸭子0.4元,猪肉0.3元。工资增加了,我每月给家里20元,养母亲和妹妹。二哥在洋溪区任区长时,把大哥安排在洋溪银行营业所当炊事员,后当出纳。那时大哥的月工资少,家庭负担也就让他免了。而二哥那时在洋溪开始找对象,谈恋爱要多花钱,寄家里的钱有时20元,有时10元,有时没有寄。因此,家里的生活费用大都由我支撑着。回想起来,母亲从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含辛茹苦,历尽艰辛把我们这些子女养育成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求任何回报。这是多么的伟大与崇高,母亲对我们无私的爱,不时在我心中荡漾,令我非常敬佩、时常怀念母亲。随着工资逐年增加,全家终于解决了温饱,不再为生活受困扰;我也减轻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自从我与丽桢结婚以后,母亲很欣慰,可以不要为儿子娶媳妇发愁。由于家里贫寒,我暂时还在机关宿舍吃、住,那时丽桢也还在洋溪供销社工作。1958年丽桢第一次怀孕,只五个月胎儿就死在腹中,我把她带到南平市医院做手术,出院后接回家休息了几天又去上班。 那年年底,刘汉武副县长下调令把丽桢调到城关食杂公司搞物价。后来我把老家旧房的客厅用木头陋成两小间,就搬到家里住(那时二哥比我早结婚,已住在家里)。我母亲、二哥、二嫂和我俩共五口吃住在家,我和二哥每月各交20元给母亲作为伙食费,由他老人家安排。我们除了交伙食费外,用所剩的钱还逐步添置了一些家具、衣服、棉被及生活用品。丽桢当时还要供养母亲和兄弟,因此生活仍然很艰苦。1959年,张志学文出生,1961年次之少军出生,我们的工资仍然那么多(我60元,丽桢48元还要记20元养母亲、弟弟)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加重了经济负担。

    长子学文出生时,丽桢得了一场大病,住进了红旗医院(现在的城区医院)昏迷数日未醒,幸好医院妇产科一位姓王的医生医术很高明,在她的细心治疗下,终于痊愈出院。那时学文刚刚出生,没有母乳喂养,经打听到东门有一农妇也刚生下孩子,乳汗很多,我便请她当奶妈,每月付十元工资。一年后断奶带回家由母亲帮助看管。不久自己少军出生,可以吃自己的母乳,母亲一人看管不过来,便请了邻居帮忙,上班送去下班带回家,每月工资也是十元。二哥没有生育,就从妹妹那儿抱一个男孩来养,取名扬松儿,兄弟三便从小一起长大。母亲在世时,很看重长孙,最喜欢学文。有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偷偷藏起来给学文吃。有一次丽桢在单位食堂买了五个包子给母亲吃,并再三嘱咐要她自己吃掉,小孩子以后有机会吃。母亲觉得五个包子,自己也吃不完,就把学文叫来,偷偷的给了她一个,想不到学文拿了包子就大摇大摆的边吃边走,正好被松儿、少军见到,也向母亲要,母亲也一人给了一个,心想剩两个自己吃也够了。谁知学文吃完后又来要,不给就耍赖,母亲没法子又给了他一个,结果少军军又来要,还说:“是妈妈买的。”不给也耍赖哭闹。母亲只好把剩下的一个也给了少军,这时松儿又来要时没有了。松儿见没有就大哭起来,母亲如何解释都没用,哭闹不止。母亲只好不理他,松儿哭了好一阵子也疲软了,又跑去找兄弟玩了。想到当年市场物质匮乏,孩子没东西吃,我们做大人的也深感内疚。

    男孩子生性贪玩好斗,我们家(四街)附近大小一致的孩子很多,邻居每户至少两至三个,我家就有五个,孩子们一聚就是一大伙,忽而玩耍,忽而吵架,甚至结成帮派,互相打起群架,难免有孩子被打痛了,哭了,有些家长,不仅不教育自己的子女,反而出来破口大骂,告黑状。学文史仨也有参与打架,我们知道后都是先教育自己的子女,尤其学文,他是兄长,常常要承担主要责任,受罚是免不了的。但是学文不时被别的孩子打痛时,却从不告状,自己忍着,表现很坚强。他们兄弟仨倒很团结,出去都一致对外,在家里却也会搞“窝里斗”,松儿虽个头长得高大,经常玩着都是他哭。他们兄弟仨性格差异较大,学文刚毅好斗,少军较温和,就是会流鼻涕,经常两袖被擦的粘粘糊糊,松儿脆弱、好哭。

    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子在母亲身边,令她欣慰不已,视若家珍。母亲十分重男轻女。有一次,母亲、嫂嫂、丽桢聊天时,丽桢表露出喜欢女孩的心思,说:“如果学文是女孩就好了。”母亲马上就说:“女孩有什么好?泼出去的水,白养。男孩子才是自己的,能传宗接代,养家糊口。”丽桢也不敢再往下说了,转了话题。1967年,丽桢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杨玲,总算满足了心愿。那时母亲已经去世(1965年病故)。

    文革前,丽桢母亲病故,她弟弟程文强跟嫂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因兄嫂调四川泸州大型企业工作,文强就来沙县投靠姐姐。这时家里又天真添了一个成员,1967年,小女儿出生,家庭成员一共六口,因人口增加,我就与二哥商量分开伙食,各自另起炉灶。

    文化大革命开始,二哥在县商业局担任局教导员,我在富口公社任党委书记,兄弟俩都是当权派,文革中也成了批斗的对象,加上二哥因“站错队”被斗的更惨。正当大搞武斗时,二哥突然失踪,家里找了好几天,不见踪影,原来是被沙县“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商业分校(造反派组织)绑架,关在商业局里批斗,搞逼、供、讯。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除了拳打脚踢之外,还搞“捞板油”、“火烧”手指、用500瓦电灯泡烤脑袋、“坐飞机”、跪石子等等,逼他要承认“抢班夺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关在油库斗了一个多月,后来中央有指示,要集中“斗、批、改”,二哥才放出来,但身体已被折磨得极度虚弱,走起路来头重脚轻,常常跌倒,不能自己。我们带他四处求医,最后被诊断为“外伤性脑萎缩”,急忙送上海大医院医治,由于二哥身体极度虚弱,做火车硬座,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到上海办好住院手续就高烧不退,抢救无效。第三天就死在上海医院。办完丧事回来后,我和丽桢找组织,请朋友帮忙,先把松儿的工作安排了(当时松儿已经16岁了),在百货公司经理卢金柱的支持下,松儿安排在百货公司当职工。二哥死了十年后,嫂嫂也因病去世了。

    文革后期,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姐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纷纷到农村插队,这时福州亲戚陈国红、陈鸿宾先后来沙县插队,文强也下农村插队,我们理所当然得要多方照顾。1956年后的十几年,我们夫妻俩的工资没有增加,而家庭人口却逐年增多,经济负担更是加重,只能粗茶淡饭过日子。两个孩子在文革时期的初、高中,几乎没什么念书,都在“停课闹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到学校农场劳动。1977年高中毕业,兄弟俩毕业后也插队,学文在大洛田坑,小文在高砂。1978—1979年,兄弟俩先后去当兵,在部队服役。1981年两兄弟同时退伍回家安排了工作。那是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知识青年政策放松,允许“老知青”回城,鸿宾回福州找到了工作。文强、国红在全国恢复高考后,先后考取各类学校读书。我们家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许多,生活开始好转起来。文强、学文、少军都先后找到对象,成家立业,自立小家庭。杨玲在福州妇幼卫校毕业后分配到三明工作(后调回沙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此一个大家庭分成若干个小家庭,剩下我们两老跟少军一家一起过日子。

    1982年,沙县“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干部、 职工建私房。把干部、职工建私房逐个登记,逐个审查,大家很不理解。在审查过程中,有的建了一半,责令拆除,建好的没收,请小工甚至亲戚帮工的都要罚款,如果抗拒审查要抓去坐牢。商业部门一个干部叫王文秀,盖了一栋房子,无缘无故被抓去坐牢,连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还有一个竹器社的老工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积了一点钱,在水南沙县三中附近买了一块地基,盖了一栋房子,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只差装修。那次清查盖私房中,也无缘无故把他的房子毁掉,结果他在这栋被毁掉的房子里上吊自杀。当时我也在水南河边上买了一块地,那时建房子很便宜,一植地基才50块,建成的一植也才四多块,现林伟熙合建,因资金少,就去买些便宜的次砖冷条(不合格的钢材),以降低建房成本,我妹夫当时是航运站的撑船工人,义务帮助到河里捞建房用的砂石,有人告我利用职权盖私房,而且很高档,于是我也在被审查,惊动了县委书记,书记亲自去看,结果发现很简陋。虽然房子被保了下来,但却要求我把建房的发票都交上级审查。命运真会捉弄人,正好有一位是我曾经得罪过的领导干部(只因她儿子得了精神病,要求我帮助安排工作,我没有答应)。这次正好是他负责审查干部盖私房,特意对我反复审查,我的发票都齐全,就差我妹夫帮助我捞沙石没有发票,有趣的是,在对我的发票审查过程中,为了一张在三钢买的冷条发票(是通过林伟熙在三钢工作的外甥买的)县纪委竟多次派人去调查,三钢多次证明是冷条,最后一次去调查时,被三金曲领导人批评:“你们是怎么搞的?我们这样大型企业的证明,你们还不相信?请不要再来找我们麻烦了。”他们钻不了空子就拖时间。那时正好工资普调,大家都上报了,我因没有审查清楚而没上报,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气不打一出来,就冲去找县委书记把情况说清楚,书记了解实情并查问后,才知道我没什么问题,就叫有关部门及时补报上去,工资调上了。但是最后七补八罚(如在物质局购买的水泥罚,罪名是“套”购国家物质;妹夫帮助捞的沙石也要罚,罪名是“剥削工人的血汗”;建房要税收,罪名是“偷漏国家税收”等等)我被罚了800多元,相当于是被扣发了十个月工资(那时我行政18级,一个月才86块),最后我那栋房子在1992年改造205国道时以两万元的拆迁费补偿而告终,从此再也无力建房了。


革命洗礼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国民党的反革命残余势力。1950-1952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着手进行镇压反革命、剿匪、反霸运动,接着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完成了农村民主革命。之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走什么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层开始有争议。

    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主张学习苏联,走公有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理由是:苏联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集体农庄)道路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有为了不走弯路,我国可以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在当时,国际上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阵营,而我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站在苏联一边,因此在国内顿时掀起了学苏联“热”,学苏联又叫“一边倒”。当时理发店流行一种“一边倒”的发型,我们许多机关干部为了表示学苏联的决心,也理“一边倒”发型,包过我自己。所谓“一边倒”发型,即将右边头发理短,左边的头发稍为比右边的长一些,头发自然就倒向左边,表明革命左派“一边倒”。

    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层认为,建立社会主义要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以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进入社会主义,而我国的经济还很落后,资本主义经济才处于萌芽状态,现在搞社会主义还不成熟,要让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发展阶段,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口号和“四大自由”的政策,即雇工自由、买卖自由、经营自由、租赁自由(不知有否记错,供参考 )。他还说“”资本主义剥削有功、不但可以发展经济、还可以解决大批失业劳动者,可以让他们解决广大劳动者要养家糊口、国家一时又无法解决的这一问题。(这是当时听传说记忆的大意、不是原话,供参考),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基层,许多党员干部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垮了,反革命分子消灭了,地主没地、富农不富,可以专心致志搞建设,但是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资本主义还存在,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国民党反动派还盘踞在台湾,妄图反攻大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这是听传达后回忆的)。一部分农民还存在不搞集体,喜欢单干的思想。

    在这种情势下,毛主泽东主席总结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便成为我国长期政治斗争的理论依据。

    解放初,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在国内外比谁都高,大家自然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刘少奇的看法也就被否认了,此后,毛主席以他的绝对威望,依靠群众,开展党内党内外斗争,防止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蜕化变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确实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止。比如1952年-1953年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1954-1956的互助合作运动;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年的“肃反审干”、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斗争;1960-1961的“整风整社”运动;1962-1965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运动,其结果,出现了“斗争扩大化”,造成不少的冤、假、错案直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我长期从事办公室做抄抄写写的工作,没有在一线,象在“避风港”里,早期的几次运动斗争都与我无干。后来我被调到富口担任基层领导工作,上了第一线,没多久,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也就在劫难逃(待后细说)。除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城市“五反”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没有经历过外,其他所有的政治运动,我都亲历其中。

    机关“三反”:1951年冬,我刚刚从农村土改结束调到县政府财粮科工作不久,政府机关就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先是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中央和上级党委文件,领会精神,后进行调查摸底,清查来往账目,再确定斗争目标。在学习阶段,机关再利用早晚(早晨6:30-7:30;晚上7:00到9:00)进行学习,到了自我检查交代、批判斗争阶段,机关就上午办公,下午晚上搞运动。一般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学习小组,县长、副县长编在政府办小组学习,学习完,以学习小组围绕“三反”内容,每人都要在学习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检查,人人过关。小组检查过不了关的,就要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在大会检讨检查交代。我科室有个负责审计工作的旧政府留用人员,有人怀疑他有贪污,把他作为重点斗争对象,白天斗、晚上斗,没有东西搞出来,实际上他没有贪污,硬是把它列入顽固分子,搞逼供讯,捆绑起来,他无法交代,只好装疯卖傻,吃印泥、喝墨水,我们怕他会自杀,轮流看守,搞了几天几夜,最后还是没有经济问题,冤枉了人家。

     农业合作化:农村的农业合作运动是从1954年开始创办初级社,进而办高级社,1955年形成高潮,到了年底,全国农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当时我在农业合作化办公室。虽然没有亲自去办农业合作社,还是经常要下乡搞调查,所以比较了解当时情况。

     1955年,县委派我去高桥区的官庄乡了解办高级社情况。从中了解到,由于经济利益的关系,农民中的不少阶层,对入社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比如人口多、土地多、劳力少,生产资料少(称为贫下中农)的农户比较愿意参加,因为参加对他们有利,所以,这部分人积极报名入社。而劳力多、生产资料多(如耕牛、农具),人口少、土地少的农户(称为中农户或富裕中农)认为入社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吃亏,所以不愿意参加。但是,上级对入社的要求是入社农户越快越多越有成绩,而官庄乡是区公所的工作重点乡,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为了提早完成任务,就把一些思想不通,尚未报名入社的农户集中起来开会,区驻队工作组和书记乡长坐镇指挥,强行命令:“ 这是上级的决定,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早通早回家,迟通迟回家,不通就不回家,什么时候通就什么时候回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对于取抵抗的农户,就粗捆起来,杀鸡敬猴给大家看。村里农户看了,谁还敢不参加,无奈之下,也都报名参加了。便向上报有100%自愿报名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全国各地都一样,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提前完成了计划指标。1956年,中央召开会议,有的领导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否走太快了,提出要反“冒进”。于是中央也安排了一段时间。对农民不愿入社的可以退社。但是,退社的农户几乎没有,一些不愿入社的人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也不敢退,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书,毛主席在书的“前言”里说:“有些人像裹脚的女人走路,还埋怨别人走快了,走快了!(大意)” 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农村确实有些农民不愿参加,用农民的话说,搞集体生产,人心不齐,众人拉屎不成团。以后的事实证明,搞集体化是快了些,相当部分的农民还看不到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毛主席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他坚定搞集体化,是想在中国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但没想到人的私有观念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加上农民的生活水平低,觉悟也没那么高,只能自己顾自己,虽然苏联的集体农庄搞了多年,是成功,是失败,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后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也销声匿迹了。北朝鲜学中国,生产力发展也缓慢,国内物资匮乏,至今经济还很落后。前几年,沙县烟草专卖公司经理张某,去朝鲜参观旅游回来跟我们聊天,谈他的旅游见闻,说朝鲜人的生活水平很差,市场物质很少,就像我们低标准,瓜菜代年代差不多,市场买不到东西,他带了国内的糖果和快熟面,送点旋社服务员,他们很高兴,如获至宝,说:“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资料透露在农业合作社和大跃进期间,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在中央会议上也提出过反“冒进”的意见,毛主席很不满意,几次严厉批评周总理,说:“不要提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并指责:“提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1958年毛主席看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又严肃地对周总理说:“你写得出来吗?”这时康生枯叶庆施也趁机大批周因来等人反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又说:既然是“方针性错误,就是与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错误。”批得周总理内心非常痛苦,除了多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以外,还高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问题,经过讨论,与会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说明中央多数领导人还是支持和拥戴周总理。在我们看来,当时周总理反冒进没有错,符合实际情况,只是有些高层领导,不了解下情。

     肃反审干: 1956年,机关内部开展肃反审干工作,县委专门成立肃反审干办公室,审查干部队伍内部有否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这次没有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是搞内查外调。那时,我没有参与这项具体工作,但是,我们县委机关召开干部大会,清洗了两位干部,一是郑千忠,一是叶建春,这两位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只是出身地主恶霸家庭。郑千忠是尤溪人,父亲是恶霸,被我党镇压;叶建春是古田人,父亲是旧政府官员,解放后被镇压。按照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重在个人表现,应该区别对待。但在“宁左勿右”的思潮影响下,不该清洗的人,也被清洗回家劳动改造。还有一位叫魏鸿标,本人还是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在学校读书,参加地下党(城工部)。过去曾经是“三青团”的一般团员,有些历史污点,这次审干中也被清洗。文革后期,这些同志也都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反“右派”:1957年,党中央原是布置党内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当时党外的知名人士、知识份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对各级领导的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当中有的意见提的比较尖锐。这些意见与看法都在扣级党报和各类报刊全文刊登,他们也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上级要求继续“加温”,进一步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每个干部至少写十张以上大字报,然后把放鸣的言论记录在案。当时我在“反右派”办公室,自己既要下单位了解运动进展情况,搞专刊,写简报,也要参加机关的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后来党中央内部制定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与无产阶级左派”的若干标准作为机密文件,限在县委常委以上内部传达。大鸣大放高潮过后,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重新调整布局,来个“先反右、后整风”。一夜之间,大街标语贴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机关开始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机关内部根据放鸣的言论进行排队,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三类干部才去“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击右派”的斗争策略,开展“大批判、大辩论”。我们机关有个宣传部的干部林某是清华大学毕业,平时他对某领导的工作方式有些意见。在提意见中说了一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来就这句话定为反党言论,检查批办了几天几夜,还过不了关。他实在想不通,有一天,我发现他在水井边(旧县委的门口有一口水井)徘徊,象要投井自杀,我赶紧冲上去一把把他抓住,接着许多人也赶过来把他拉回宿舍,轮流看守做思想工作,使其稳定情绪,后来果然就因这句话划成了右派。县委考虑了李某是名牌大学毕业,就把他调离县委机关,到农村学校任教处理。又一次,我到县医院参加批判会,批判省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沙县医院的医师陈某,因他在放鸣中,也说了一句工“太阳出来了……”其原意是说,过去院领导不民主,有意见,没地方提,现在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比喻党中央象太阳,本无恶意),结果被无限上纲,批判说:“你说现在太阳出来了,那么建国以来都是黑暗的?居心何在?”从此,便死殆抓住这句话,大会小会斗争,加上她出身不好,又遇唯成分论盛行,运动后期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好在他有一技之长,以开除留用处理。其他没有特长的右派都开除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反右派到后阶阶段,各级党委根据前阶段放鸣所提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整改,是集体领导工作的问题,由第一把手作检查和提出改正措施。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有个人作检讨和提出自我改进措施。

    三面红旗:反右派结束,到了1958年,党中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加上全面农村大办人民公社,要加快建设步伐,就要“大跃进”,因此就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街上到处用大幅标语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时中央提出“苦战五年,赶超英美”、“人民公社是天堂,不愁吃来不愁穿”的口号,那时一步登天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好像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在筹办人民公社过程中,为了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性质,一大:规模大,一个公社相当2-3个乡镇,即城关、镇头乡、西霞乡合并为红旗人民公社(后改为城关人民公社);大洛 、洋溪、湖源乡并为上游人民公社(后改为大洛人民公社);高沙、青州乡并为万能人民公社(改为高砂人民公社);南霞,南阳乡,并为红专人民公社(后改为南阳人民公社);夏茂、梨树、高桥乡拼为夏茂人民公社,富口乡为东风人民公社(后改为富口人民公社)。同时以村为单位,成立生产大队,村以下组成若干生产队,叫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体制。二公:即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池塘(包括山地)、森林、大型生产工具全部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由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集体食堂,农民(即公社社员)大小人口都统一在集体食堂吃饭,实行吃饭吃菜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饱饭,连过路赶虚的人也可以就地食堂吃饭不要钱,紧接着办农村托儿所、幼儿园,解放妇女劳动力,并组织老、弱劳力和妇女集体种菜、养猪,为集体食堂提供食品来源。实行“各尽所能”,“物尽其用”,劳动力实行专业分工,组织专业队,分别从事种田、耕山、经济作物、砍伐、养殖以及搞副业和后勤服务等等。公社社员实行“军事化”生活:早晨6点起床(有专人吹号或敲钟),7点进食堂吃饭,7:30出工,12点收工吃午饭,1点出工,晚6:30收工,吃饭后回家洗澡、洗衣服、睡觉,这个叫做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初级共产主义,一时刮起了“共产风”。

    当时,顺昌县先走一步,连机关干部,各行各业多一率取消工资级别,恢复战争年代“供给制”的分配制度。除了有领导职务的人以不同领导职务享受规定的生活标准以外,其余一般工作人员,均以战士的生活标准配给。实行了没有多久,就被上级制止了。我们沙县也在酝酿中,但还没有实行

     紧接着就搞生产大跃进。1958年,党中央制定了农业《40条纲要》,其中纲要提出:根据不同地区,五年内,全国实现粮食亩产300斤、500斤、800斤。这个要求是比较实际的,当时沙县粮食亩产平均300多斤,土地肥沃的地方地区亩产平均450-500斤,差的亩产才100多斤。1958年9月2日,刘少奇同志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加丰厂实验田,问公社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这位公社书记为了讨好中央领导,便说假话,说可以达到1万斤。江苏的各级领导也统一口径,汇报说亩产还可以超万斤的神话。刘少奇也信以为真,上当受骗,并在各类报刊登载,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浮夸、说假话风潮,要求一季粮食亩产达到“1000斤”、番薯,亩产1万斤。我们沙县也不例外,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一年跨纲要”的豪迈口号。到处搞“亩产千斤粮”实验田。强制推行“小株密植”,“移苗并坵”措施。当时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但凡是插的宽的田统统拔掉重插或移苗并坵,有的已经出穗,灌浆的稻田,也要拔出来并到另一坵田里,把空出的水田,再插上新的秧苗,秧苗不足,再播种,并强调各级领导要“解放思想,反对右倾”,还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一天一汇报,三天一评比,形式紧张逼人,有的人做不到,又怕“插白旗”,就说假话,报假进度,假数字。秋收搞粮食“放卫星”,报纸也在推波助浪,搞弄虚做假的报道。如某地方水稻亩产3000斤,某地方水稻亩产5000斤、1万斤,番薯亩产3万斤、10万斤等等,刮起了“浮夸风”。县委领导看了报纸也紧张,也跟着搞假,在茅坪大队将浅斟低唱灌浆的试验田,再把其他同期插的拔起来起来,移到试验田里去,看上去确实好看,整块试验田密密麻麻的都是稻穗。后来稻田发热起来,尽管大队干部采取措施,四处架起了鼓风机拼命吹,仍是无济于事,最后稻子连根烂掉,这片实验田颗粒无收。全县各地仿效的移苗并坵的水稻也都失败,造成粮食大减产。

    在粮食生产大搞移苗并坵以后,上级又布置大炼钢铁,下达的任务指标很高。为此,动员城乡人民大搞全民炼铁运动。每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土法上马”,创办“小铁厂”,不惜一切代价,全民组织专业队、炼铁队、找铁矿队、上山砍木碳队。安营扎寨,日夜冶练。那时红旗人民公社在茅坪大队创建了“小土炉”建在田边,利用田头叠起一个大约1.5米高,一米左右宽的长圆形小高炉,炉子中间有两个孔,上孔添放铁矿,下孔出铁水,旁边一个近处孔装鼓风机拉风箱,放进木炭,不断鼓风,使火力迅速升温,果然能过流出铁水,这样的小火炉,家家户户都可以建造。建成以后,得到省、地区领导的重视和肯定,福建日报社做了报道,省人民出版社下来要经验材料,准备出书推广,各地频频组织来沙县参观,要书面经验材料。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县委就确定我和王裕民(也是县委办公室干部)两人一天之内把小土炉经验作法写出来,我们接受任务以后,白天去采访,晚上加班,分上下两部分,我和王裕民各写一部分,直写到天亮才交县委领导,领导看了以后,交给省出版社,后来出版社出版了《沙县红旗人民公社小高炉炼铁经验》小册子。结果发现小高炉出的铁水有很多的废渣,品质差,不合格,浪费了森林。但是钢铁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办?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全民献金、银、钢、铁”运动,按国家牌价,进行收购,比较贵重的金和银收购有付钱,破铜烂铁,就无价回收。那时大家的觉悟也很高,把家里所有的金银和破铜烂铁多捐献出来,尤其是农村,都办了集体食堂,社员家里的铁锅用无用的铁器都贡献出来拿到小高炉回炉练成铁来顶任务,这次上交的铁质量最好,得到上级的好评。还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时,农村稻田里的稻子已经黄熟,所有的男劳力都继续在炼铁,秋收都是一些妇女、小孩、老人,劳动力不足,收割来不及,到了后期,稻子过熟,伏倒在田里,约1/5的稻谷收不回来,烂在田里,只好把集体养的鸭子赶到田里吃,减少一些损失。当年粮食减了产,到了1959年,粮食开始短缺,集体食堂从原来吃“大锅饭”改成吃“竹筒饭”,按男、女、老、幼、劳力强、弱制定出不同的口粮标准,实行“定量吃饭”。

    反“右倾”: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在江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元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称万言书),毛主席把这封信印发给到会同志讨论,与会同志有不少知情的领导看了以后很有同感,觉的彭老总反映了真实情况,敢讲真话实话,当时有人在发言中,也提出相同的看法。可是毛主席却严肃地批评了“庐山上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只差30公里了”。会议马上转向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彭因此被指责犯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这时其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许多开国将领因和彭德怀的工作关系也被牵连进去,是“军事俱乐部”的人,开始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毛主席在他的批语中说“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最后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下放到西山地区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们沙县(当时我在反右倾办公室)也发动群众开展“反右倾”活动,动员群众揭发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抵触的言论与行动的各级领导,把揭发的内容整理成材料,然后召开“万人大会”进行个人检查和揭发批判。当时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有杨宗贵、吴坤礼、胡兆村等在全县万人大会上(地点在旧体育场)做检查并接受批判,后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去领导职务,县万人大会后,各公社、大队也效仿着开千人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后来这些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平反了)。反右倾的同时,农业生产继续推广水稻密植,许多农民不相信密植能增产,就插的比较宽,基层干部和县下乡工作组拿着尺子到田里量,当时仍然推广越密越增产),要求间距5×5寸,超过这个标准,拔掉重插。农民不拔,干部下田拔,还继续推广并坵,插太宽的,两坵并成一坵。凡是没按规定插秧,要被扣工分,搞得社员对集体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不高,开始出现了社员旷工、窝的,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而社队干部对社员旷工、窝工的,就通知食堂端掉本人的竹筒饭不给吃。农民意见很大,加上当年全县遇到一些的自然灾害(如稻瘟病等),年终欠收,农民的口粮更加紧张,集体食堂也办不下了。

    1960年国家出现了经济困难,市场物资短缺,称为“困难时期”,我们沙县也一样,出现了“低标准瓜菜代”年代。由于粮食短缺、口粮减少,市场上什么物质都看不到,原来国家定量供应的物质标准也减了1/3,如大米,每人每月28斤,减少为21斤。沙县没有猪肉供应,就去山东调一批在山上放养,吃青草长大的“山东猪”长得又瘦又凶,毛又长,好似野猪。有一次,妻子抱着次子出来街上走——食品公司的屠夫正赶着一批(约十几只)山东猪经过,凶巴巴的在街上乱窜,把妻子和孩子撞倒在地,妻子脑部受伤,儿子休克,邻居见状大叫,那天正好我在家,抱起妻子、儿子去抢救,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山东猪吃起来味道如何?皮包骨头没有油,与吃野猪肉没两样。

    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市场上基本买不到食物,县委号召群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发动大家种菜、种瓜果,上山挖野菜,如山猪肝、苦菜、野生淀粉类食物充饥。其实,县委不号召,大家为了活命,也都到处找吃的,但能吃的毕竟有限,还是不能满足人体最起码的营养需求,结果普遍出现因缺乏营养引起的“浮肿”(即水肿病),年青妇女出现“绝经”,以致后来出现死人(当朝全县约饿死、病死达数千人我)。们全家也出现水肿病,那时,米糠是最有营养的物质,而且还是供应有水肿的病人食用,买米糠还要经过医生开出证明确定是患了水肿病,才能到粮食主管部门批条子,到指定的门市部供应2至3斤。我得了水肿病,又正好下乡到夏茂公社,我就在夏茂卫生院开了证明,从夏茂粮站买到供应的3斤米粮,加工成糠饼,计划每餐加一个糠饼充饥。我把做成的糠饼包起来,装在旅行包里,放在办公桌上。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老鼠也饿得发慌,与人争食,于是到了夜间,老鼠出动了,嗅到桌上袋子里飘出来的糠饼香味竟把旅行袋咬了一大洞,吃了我的糠饼。第二天我发现袋子被咬了个大洞,少了几个饼,我知道是老鼠所为。到了晚上,我换个地方存放,便将饼装在袋子里吊在梁上,躺下正半睡半醒时,老鼠又来了,爬到梁上钻进旅行袋里,这时我赶紧起身来赶,到了下半夜又来了,我又赶,就这样,每晚都要打数次的“人鼠战”,直到糠饼吃完,战斗也结束,也搞得我竟几夜没睡好觉。

    1960年,因国家出现经济困难,暂时不搞政治运动,全党抓“生产自救”,农村的经济体制也开始松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三级),还层层制定的“大集体、小自由”的政策。允许社员在搞好集体生产前提下,个人可以利用工余时间,种点杂粮、蔬菜,养些猪、鸡、鸭加以补充,也允许拿到市场去卖,互通有无。集体食堂解体、恢复各家各户吃饭。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

    农村整风算账: 1961年,党中央针对农村1958年以来,所犯的“一平(拉平)二调(无偿调用)”的共产风、浮夸风,基层干部强命令作风的错误,进行一次清算。为此,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风算账”运动,把平调农民的东西和私人财物,进行清算和退赔,有强迫命令的干部,要开社员大会公开检查、赔礼道歉。1961年春,南平地委(沙县原属南平管辖)派出大批干部来沙县搞“整党整风”试点,由地委农工部长肖更旺带队到沙县坐阵指挥,驻点在红旗公社,县委书记李新文带机关干部驻点在夏茂公司(当时我在整风办公室),针对农村共产风、浮夸风,社、队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出现“抛荒”“草荒”以至饿死人等现象进行整风算账,而且把这一问题提高到“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即红色政权手里)来认识。认为这些问题严重的地方,一定是“坏人当道”,必须通过斗争,夺回领导权。于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开展诉苦斗争。正好这几年农民对干部的所作所为意见很大,怨气很多,基层干部成为“革命的对象”,狠批狠斗,被批斗的基层领导干部感到很冤枉,自己也是穷苦出生,又是共产党党,怎么会变成地主恶霸?像土改斗地主一样斗自己,过去所做的事,都是上级布置的,也是上级逼的,为何又把罪责转嫁到自己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感到很不理解。

    印象最深的是:富口公社荷山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干部挂职)罗能木被当地社员批斗,打的遍体鳞伤,批斗后当场逮捕。还有红旗公社副书记张万权(长驻田坑大队工作队长),也在田坑被社员捆绑起来批斗,群情激愤,男社员拳打脚踢,女社员用纳鞋底的钻子刺他全身,刺的无处躲藏,也批斗的受了伤。批斗完也当场逮捕入狱。当时被批斗入狱的有好几个,被拘留的几十个。没过多久,这些所谓的“坏人当道”又被平反了,恢复职位,安排新的工作。组织部长代表县委向他们道歉,其中红旗公社社长张万权当场大骂县委不负责任,把基层干部当猴子耍弄,当即“弃官不干”,回家种田了。干部整风以后,就以公社、大队为单位,组织人员进行算账,凡是平调农民的私人财物逐个摸底,登记造册,原物有在,原物退还,原物不在或被占用损坏了,折价付钱,这些退赔资金由公社和县财政共同承担,农民也解了恨,情绪也好了些,但对集体生产仍缺乏积极性。

    社员在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中,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搞集体生产存在着“”出工一条龙,干活磨洋工“”的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他们自己想出一个“包产到户”的办法,即土地承包个人耕种,完成所定的产量归集体,超产部分归个人。果然这个办法很凑效,粮食大幅度增产。“包产到户”原是偏远山区社员创造的,因为“山高皇帝远”,没人知道,也因为“包产到户”是属于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只能偷偷的搞,我们想去总结他们的增长经验,他们闭口不谈是“包产到户”获得的增产。以后由山区的社员偷偷传经给平原的亲友,平原的生产队也暗中搞起“包产到户”获得增产。当时全县约有万分之三十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外县外省也有很多农村搞起“包产到户”,事情传到中央,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争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发表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听过传达)。“包产到户”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是“包产到户”能不能推广?是不是方向?中央没有表态,各级领导也不敢松口,就布置下边搞些调查。

    1962年秋后,县委书记董年维叫我下乡搞调查,我就去西霞乡际口大队调查“包产到户”,并向大队支部书记说明来意,他很支持,亲自主持召开大小队干部座谈会,针对“包产到户”问题,大家畅所欲言,我根据大家的发言,总结概括有八大好处,并写了调查报告,报告的结尾只能加上模拟两可的结论:“认为是恢复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办法,是‘权宜之计’,方向由上级领导决定。”经领导审阅后,在县委办《情况简报》中印发各地参考,也上报省、地领导参阅。没想到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这个调查报告作为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罪证。

    四清社教:由于在县委机关工作多年,经常加班加点赶材料,我犯了“失眠症”。我请求县委调换一个工作岗位,要求下基层。县委书记董年维满足了我的要求,在1963年11月就把我调到夏茂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没有宽松几个月,又把我抽调去搞“四清”( 请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作风)。当时,建阳县是南平地区的“四清”试点县,建阳县圳头大队则是沙县工作队的蹲点大队。沙县共抽了十几个县、社第二把手,由县委副书记杨宝连带队去蹲点,我也被调去蹲点。要求工作队下去不要向社员说去干什么,只暗中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三共同”(即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在贫下中农里轮饭吃,与贫下中农一起下田劳动。还要做到“三不吃”,即不吃鱼、不吃肉、不吃海味)。先调查摸底,待情况明了以后,再公开发动群众,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按照“四清”的要求,无论大小队领导班子只要有政治问题的得揭发批判和斗争,并要从班子中清除出去,以纯洁班子队伍。如果是坏人掌权,还要被批捕,有经济问题的干部就要检查和退赔,(包括多吃多占)。问题严重的也要被批捕。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的就检查改正。圳头大队是个贫困落后乡,领导班子较弱,大队干部也没人敢站出来工作,只有一个公社驻队工作组,也是个“好好先生”的软弱干部,“四清”清不到他们身上,我们清查了三个月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出来,倒也省了很多事。1964年,建阳四清试点结束回来不久,全省又在建瓯县搞社教试点。开始也是搞“四清”,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是史无前例的。中央要求省、地、县委抽调主要领导力量搞好这场运动,各级的第一把手要亲自抓,我们沙县抽调了2/3的领导骨干力量,又从农村贫下中农出身的,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中选拔(礼教积极分子)参加,共300多人,省委除抽调省、厅、处级领导干部外,还有解放军,大专院校师生,汇集在建瓯县城搞“集训”。在集训期间,先在内部搞“三查”(查思想、查政治、查经济),通过内查外调,消除隐藏在工作队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以保证社教工作队伍的纯洁性。沙县原公社书记杨宗贵在“三查”中被怀疑漏划富农而遣送回乡。集训结束,以县为单位,一个县负责一个公社,整个组织机构是:省委成立一个总团,一个县成立一个分团,分团以下就是工作队和工作组。我们沙县分团是负责机关企、事业单位,沙县分团团长由省委组织部长南纪舜担任,县委书记董年维担任副团长,省计委主任,南平地委农工部长等领导也都在沙县分团参与领导工作,分团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副书记梁 兰江担任 办公室又设材料组、保卫组、后勤组、医务室。材料组组长由我担任。

     社教运动如何搞?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中央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十条〕重点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毛主席又在中央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廿三条〕明显与前十条的观点,方法不同,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刘少奇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埋下了伏笔。刘少奇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前因后果,根据有关资料、文件、会议传达等综合起来,可以观察出一些蛛丝马迹。同样高“四清运动”,中央下了两个不同的文件(即前十条与后廿三条)是历史上没有的,似乎让人错以为中央已经存在“两个司令部”。后来,文革中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明显针对刘少奇等一班领导人。

    早在1962年,正是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7000人大会)上(听过传达),林彪在大会上做了一次三个小时的发言,获取毛主席的欢心,其大意是:他首先是肯定了毛主席所作的一切批示,决定都是正确的。他把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问题及所出现的经济困难,都归罪到下面,是下面搞偏、搞歪了,没有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执行……他在谈到缺点错误时,提出了交学费的说法,说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要付出物质和时间,学到的本事后就可转化为物质,其价值比交学费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交的学费是值得的。而过去出现了些困难和问题,恰恰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示去做,就像交了学费一样。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我们是没有正确的执行,不是向左边拉就是向右边拉(泛指刘少奇等人)。几年来的工作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和某些同志一股猛劲不同,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革命就胜利,受了干扰,革命就受挫折。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不能让毛主席一个人去承担,中央的领导都有责任,如果说大跃进是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来吗?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听了以后非常满意,会后,毛主席问罗瑞卿:“林彪的讲话水平很高,你们用的出来吗?”罗答:“作不出来”。从此,毛主席看上的林彪,并成为以后写进党章的合法接班人。

    搞“四清”时,我们在建瓯县集训学习了前《十条》,半个月后,毛主席制定的后《廿三条》又下达了,我们又重新学习和贯彻执行后《廿三条》,否定前《十条》。整个运动的安排大抵分为六个阶段进行:1)调查研究,了解情况;2)发动群众,检举揭发;3)“三查四清”内查外调;4)明确重点对象,揭发批判5)制定整改方案,边整边改,健全各项规章制度;6)组织处理,巩固提高。运动整整搞了一年,在我们城镇分团里,列入专案调查对象的有九十多人,大多是一些多吃多占,搞特殊化、小贪污,搞男女关系等。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把建瓯县长作为重点斗争对象,是建国以来当地被批斗的第一个“大人物”,以往都是批斗公社以下的领导和一般干部,以后这位县长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开始,城市的初中、高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纷纷报名到农村。在那时,知青下农村劳动锻炼是一条必经之路,大、中专招生、参军、就业,都要经过基层党支部讨论填表上报审批后才能输送。沙县从1969年至1978年十年陆续下放的知青也有大几千了,由于知青下放劳动的多、选拔的少,农村生活又艰苦,集体劳动的工分值又低,连口粮都挣不来吃,他们渐渐的不安心农村劳动了,感到个人的前途渺茫,便有知青逃跑回家,长期不回农村。有的年龄较大的女知青就地找婆家成家立业,甚至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利,诱奸,强奸女知青,原来平静的农村变成复杂起来。当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很重视和保护农村知青,尤其对迫害和强暴女知青的干部给予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就地处决,沙县就有被处决了一个。我和我的妻子杨陈两家先后有五个子女到农村插队落户。1972年,我的堂小舅子在洋溪公社上街大队(今属三明市梅列区洋溪)插队,最初,他表现还不错。但是,城里人重活、脏活干不了,赚的工分少,一年结算下来工分钱还不够买生产队的口粮,不会种蔬菜养鸡鸭,没有零花钱,经常向家里要钱,要干,时间一长,饮食无营养,“上调”无望,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更没有了劳动积极性。于是,有胆大的知青伙伴便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所谓“偷鸡摸狗”的勾当,就是几个知青一伙身上被着一个桶包,在村里和外村农民居所闲逛,看见野外农民放养的鸡鸭,便从桶包里类似捕鱼的网,套上竹竿或木棍,乘无人之际,下手网住鸡鸭,然后扭断其脖子,塞进桶包,晚上回到知青点,煮了开荤。我的堂小舅子也是其中一员。村里的农民发现自家的鸡鸭无缘无故的失踪,放养的家猪或被割了耳朵后和尾巴,且在知青点发现有鸡鸭的蜕毛和杂碎,于是向公社公安特派员报案,特派员深入调查,怀疑是知青所为,便集中知青开会,会上叫“作案”的知青坦白交代,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承认。知青事后还放言:“不敢偷鸡,杀人都敢。反正我们是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农民见状,也无可奈何,“案件”也不了了之。1974年,我下乡到那里,公安特派员向我告状,我得知后找到我的堂小舅子,要求他好好劳动,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即使不出工,也不要做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为了给我的堂小舅子换个环境,我通过组织的帮助,把他调到我的孩子学文当时插队的大队,那里没有福州来的知青,不再学坏样。当时福州来的知青在每个公社都有,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

    割资本主义尾巴:1970年我在高砂公社涌溪大队包队,当时全国兴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一切工作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为主线,离开这个“纲”和“线”,就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涌溪是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大队,当时全大队有900多户,3800多人口,主要是生产粮食,没有其他副业门路,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形势下,其它增收的门路也是不允许的,征购任务又很重,年年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又要向国家打报告要回销粮。工分值很低,每十工分只五、六角钱,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只有种好自己的“自留地”(社员称为“自由地”),社员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都利用早、晚工余时间,在家里多养些猪、鸡、鸭,到山上在开点荒,种点杂粮。但按当时县里规定的“小自由”政策标准,社员人均只能种植水稻三厘,农地5厘,养鸡两只,鸭两只,猪每户养两头,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就要收归集体所有,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你这里“割”,社员那里扔偷偷的搞,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社员多次“割尾巴”、“除野草”也总是割不断除不掉。当年六、七月间,正是“双抢”(抢收抢种)大忙季节,上级布置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促农业双抢。要做好集中领导、集中思想、集中脑力的“三集中”,打好“双抢”这一战。于是我们就召开“誓师大会”,要求集中男女劳力95%以上投入双抢运动,确保“晚超早”。每个工作队队员都包一个生产队,工作组白天一边下田劳动,一边到田间检查生产,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研究对策,真是“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农村社员抱怨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当时就是抓得这么紧,劳力仍然集中不起来,只有百分之六、七十下田,其余的劳力偷偷去搞“私有”,生产进度跟不上,对于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几次,割不断,主要原因是“小自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但又与双抢争劳力,生产队长自己也搞“小自由”。因此大队研究决定,凡“小自由”作物,统统收归集体所有,结果还是大队收,小队退,明收、暗退,这个“尾巴”越长越粗。在公社党委重视和支持下,我们又召开两委会(支部委员,管委委员)研究对策,狠下决心要两委干部带头,带上锄头,到山上、到田边,巡逻检查。凡见到是个人种的小自由,连根挖掉,绝不手软。连续进行了三天,把“自由地”彻底刨光。社员骂爹骂娘,找大队干部和我讲理索赔,甚至动手打我们。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但是社员也知道,这是党的政策,上告也无门,出出气也就拉倒,还有集体收割的谷子,放在晒谷坪晒,社员把养的猪、鸡、鸭放出来吃谷子,大队赶紧写,出公告,限三天内把猪鸡鸭圈好,不得放出来,三天过后,就要猪、鸡、鸭等抓到供销社收购,抓不到的就用农药拌谷子把他们毒死。说到做到。结果社员见到我们狠了,他们也怕了,统统关起来这才彻底制止。由于我在“割尾巴”斗争中,措施有力,不怕得罪人,敢抓敢斗,公社大队推荐我做代表,出席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结交流“割尾巴”经验。因为我在社队工作表现不错,1971年被调到县卫生局当领导,官复原职。回想起来我当时也做了许多群众不满意的蠢事,但是都是遵照上级的指示,逼我们要这么做。可见走“集体化道路”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

    “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全国又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普及推广大寨县农业工作经验,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沙县每年要抽调大批的县直属机关干部下乡包队,要求县直机关领导只能留一个在机关工作,其余的领导都要到农村包队一年,年年轮换,一般干部要抽1/3下去,下去的人,与机关脱钩,不要管机关的——没有县委批准,不能回来,没有特殊的事,不能回家,谁违反了纪律,就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下乡的干部每月至少下田劳动20天,留在机关工作,白天干不完,晚上加班,县委组织部还分发了《农业劳动者出勤登记表》的小册子,劳动一天,登记一天,小册子记满就是一年,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对于城镇闲散劳动力,以街道为单位进行登记,然后组织他们参加街道办的农场、工厂劳动,做到白天街上无人影,家家户户无闲人。当时我已调到县卫生局担任主要职务领导职务,局里有正副局长两个,一个下乡,一个在家,每年轮换一次,就是留在机关,也要经常组织巡逻医疗队下乡,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在家的医务人员也要抽调一定人员就地参加农业劳动

1974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全县集中财力物力兴修官昌水库,并根据水库下游301米的自然落差,开发五个梯级电站,既发电又灌溉,一举双得,建成后,可灌溉城关公社的水南、洋坊、镇头公社的琅口、茅坪、古县、镇头、麦元、茶丰峡、曹元、田坑、田口地区农科所以及高砂公社的邻近大队的农田,受益面积达3万多亩。工程于1974年11月破土动工,组织全县农业男女劳动力数千人进驻官昌村,以公社为单位,划分若干连队安营扎寨,有社、队干部担任连、排长,迁移了四个村(昌荣村,高坑洋、山际、洋墩)投入40多万个工作日,3000余万资金,机关干部定期参加官昌水库修建的义务劳动,奋战三年多,于1978年8月,完成水库的主体工程,蓄水库容2242万立方米,水库养鱼面积1364亩。又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先后建成坝后电站、上坂电站、虎跳电站、长虹电站、琅口电站等五个电站,对我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6年,县委组织了一批机关干部去夏茂公司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试点,由县委书记王立勋亲自带队,集中在东街、中街、西街三个农业队。我带领干部七人组成工作队,在春节前,进驻东街大队。当时正值严冬时节,天气寒冷,田水已结成薄冰,社员都在家里烤火,呀在家门口晒太阳。王书记提出“变冬闲为冬忙”,号召社员上山积肥,我们和王书记扛着锄头,挑着畚箕上山积肥,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社员,但是跟我们一起去积肥的只有几个大队干部,社员没有一个,王书记感叹的说:“我们的行动都感动不了‘上帝’(指群众)”。其实搞农业集体化,农民不感兴趣,一年到晚只强调抓粮食生产,没有其他收入,10个工分只3角多钱,所挣工分不够付口粮。人口多,劳力少的都是“超支户”;而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户年终又分不到钱,被超支户欠着,不能兑现,搞得大家都很穷。我们工作队都分头下到生产队,一个干部包一个生产队。帮助生产队挨家挨户催出工,工作队员自己也带头下田劳动,但是社员们,早晚搞私有,中间搞集体,迟出工、早收工,是普遍现象,对集体生产缺乏积极性,他们说:反正搞不来吃,不如省点力。我们在社员里轮饭吃,一日三餐三件宝:干饭、暑类和青菜,炒菜没有油,还经常吃地瓜饭,最终我得了胃病,住进了医院。

    夏茂镇养猪是传统产业,家家户户都养,而且养母猪,生小猪仔,小猪卖,菜猪每户一年至少也养两头,靠养猪换盐、油、醋及生活用品。夏茂群众住房条件差,人口又多,房子又破旧又拥挤,养猪没有猪圈,只好白天赶到街上,晚上关在厨房或客厅,“人畜共居”,卫生条件很差,猪多苍蝇也多,夏茂集镇猪屎满街,苍蝇多是远近闻名的,人们把街上的猪屎形容为“地雷”,因为经常有人踩到,鞋子、裤角都是猪屎猪尿,不得不回家冲洗。所以我们上街都要提醒大家小心“地雷”。为了改变夏茂街脏、乱、差的不卫生面貌,首先要把猪圈起来,于是发动社员“圈猪积肥”提出圈猪积肥有奖,放出街上受罚,每头罚五元。尽管抓也抓了、罚也罚了,只因没有地方盖猪栏,猪还是圈不起来。工作队搞的实在辛苦。

    在卫生局工作期间,除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下乡包队,开展农业学大寨之外,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卫生系统的业务工作,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毛主席《六廿六》指示,尽快建立农村(以大队为单位)保健院,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做到“小病不出队(大队保健院)、大病不出社(公社卫生院)重病不出县(县医院),”社员在大队合作医疗看病不要钱。县卫生局建立了培训基地,培训初级医疗卫生人员,几年来,共培训了农村赤脚医生及初级医务人员1000多人,并把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医务人员加强到公社卫生院,强化公社一级的医疗卫生队伍。在当时沙县的医疗队伍加上省、市下放来的医务人员,大大提高了医疗水平,除了个别疑难杂症外,病人都能就地治愈。沙县成为省级医疗卫生重点县。哦

 2)尊重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业务技能,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卫生系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在当时“丘八管秀才”的年代里,我是属于丘八,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我“丘八”这个倒是“说的清”,我知道病人没有医生不行,再当时,知识分子是被歧视的,是“臭老九”。我牢记毛主席说过“‘臭老九’不能走”这句话,我跟知识分子们说:你们大胆工作,有问题我承担。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技术水平,每年都向省、市卫生部门多争取“进修”的指标,尽快把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一个新档次。每年县医院的各科室至少输送一名医生去进修提高。

    3)抓紧对县一级医疗卫生部门的基础建设。当时县医院、防疫站基础设施很差,一个卫生系统拥挤在一起,包括职工宿舍也不到2000平方米,没有扩展的余地。为了长远考虑,我们从卫生经费挤出了3万元,向火星大队(现在的西山村)买了五座小山头,也就是现在的县医院、防疫站、卫校、卫生局大楼和卫生系统职工宿舍,约5万平方米,当时尚未开发的五个山头,平均一个山头6000元,现在可值人民币1.5亿元。为沙县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点感悟

    套用哲人的话,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毛泽东年代,政治运动多,生产力发展缓慢,伤害的一些人,甚至害死了一些人。但也有好的方面,比如人人有饭吃,虽然只能维持低标准的温饱生活,但是至少没有贫富差别,官员没有腐败,社会风气好,没有丑恶现象。过去我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以奉献国家、奉献人民为天职,职务的高低,只是革命的分工,党需要你干啥就干啥。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干部确实是这样的,想当年南下干部刘建夫,50年代南下分配南平担任地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是地委书记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了“走资派”。平反后才调到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他的理论水平很高,工作能力很强,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经常到沙县农村调查,到茅坪蹲点,在农民家吃饭,关心农民疾苦。还有李新文水平很高,能力很强,也干了十几年的县委书记,也当过“走资派”,平板后调到省地质局工作。这些只为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老党员、老干部,直影响着我。人家问我,你干了几十年的科级领导,现在还是科级干部,而你的部下都当了正处,说我是“养不大的猪”。我也开玩笑的说:“是啊,我是家猪,家猪品质好”。也有的人知道我跟袁启彤的关系很好,50年代都在一起,说我很傻:“袁启彤跟你那么好,50年代一起共事,他夫人已是正厅级干部,你都不会找他提拔一下?”我从来没想过跑官要官,所以我说不必了,就这样也活的很好,知足常乐!的确,比起童年时代和我一起玩的一群孩子,他们成人后有做裁缝的,有做小手工艺的,有做小买卖的,他们奔波一生,老了还靠子女养活,我算有出息了,老了还有2000多块的退休金,不愁吃穿,不亦乐乎?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最看不习惯的是社会的不公平,国企改革以后,有多少的国营企业干部、职工、下岗买断工龄,失业在家,他们曾经也为地方财政创造了多少的财富,做了一定贡献。企改以后,他们有的连生活都没有着落。经贸局下属的一位企业干部下岗后,遇见聊天,向我诉苦,说有的退休后,退休金只几百元,还没有医保,有的下岗后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我听了很同情,感到社会不公平,但又无能为力。我的大舅子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过去在大型国营企业当技术副厂长时,经常出国考察,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津贴退休后的退休工资也只有1000元,不如我退休金多,有什么办法呢?吃亏就吃亏呗,原经贸主任李家胜(当时我当书记),我们俩人关系密切。1988年,抓工业生产,亦如1958年大跃进一般,工业产值的指标一加再加,有“一”字头加到“三”字头(即年产值增加三成)当时沙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没有后劲,而经委是主要工业产值的部门,下面厂矿很多,报来数字有水分,而统计部门打电话,天天要进度,达不到要求就批评,李家胜很委屈对我说:“杨书记(他很尊重我,所以这么称呼我),我是含着高丽参白天干、晚上加班干,还大会、小会批评实在干不下去了,我准备去打辞职报告不干”。我听了以后,也很气愤,干的那么辛苦,又挨批评,很抱不平,我说:“老李,你打辞职报告,我也签个名字,我们两个一起辞职”。后来,老李有否打报告,我就不知道了,也没叫我签字。不久,他调到县计委当主任,我也退居二线当调研员。后来李家盛也应祸得福,坏事变好事,在计委工作不久,被市委组织部调到市委经委当副主任、主任。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滑坡了,官场腐败、社会丑恶现象也严重了,社会风气也坏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泱泱大国,事情办的十全十美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所有的问题在党中央胡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会,逐步得到解决。


老年大学诗词专栏:神七问天


以诺

神七悠然步太空,嫦娥亢奋广寒宫。

笑看华夏腾飞越,科技之花烂漫红。


林斌

航天历史又刷鲜,舱外神七履赏前。

瞿景刘员三勇士,春秋冬夏百亲船。

腾云圆梦开穹宇,俯首凝瞄眺远川。

国誉连赢增志向,官兵玉兔乐心田。


秦杰

神舟七号胜升空,万众欢呼鼓人心。

准确入轨航行道,世界和平建奇功。


罗绍梓

中华实现飞天梦,神七升空稳返航。

改革促成民力展,弘扬科技国威强。


李成云

七号神舟飞九重,光驰电掣耀太空。

克难攻尖开天路,航宇艺高又立功。

华夏精英睿智联,尖端科技跃高峰。

全球聚焦惊奇绩,称霸骄狂寿正终。

出舱漫步太空越,突破尖端科技擎。

主席航员亲切语,凌云志壮世人惊。

凯歌高奏接雄归,壮砺航天壮国威。

宇宙三强频竞技,太空征服万民祈。

攀登世界科坛顶,部鼎苍穹壮举煌。

圆满返回全国悦,航天事业谱新章。


邓新华

金凤送我太空游,破雾穿云射斗牛。

织女嫦娥皆旧识,远星犹有在前头。


卢志和

神舟七号上九天,华夏黎元尽展欢。

研制高科航外服,太空行走著新篇。

航员三位展国威,七号神舟星伴飞。

四海人民同瞩目,中华物质放光辉。


赖碧贞

神七上天冲九霄,欢歌四海闹今朝。

银鹰列阵军威振 ,捍卫和平华夏骄。


罗光铭

神七穿越太空邀,孙圣驾云莫汝高。

发展宇航今盛事,天堂雪域创功劳。


朱英福

戌年宇宙飞船济,亥岁嫦娥探月归。

奥运精神添异彩,航天事业焕光辉。

卫星火箭载人走,日月星辰绕轨道。

突破出舱等技术,神舟七号壮国威。


郑千忠

千年梦想太空追,中国豪雄志不移。

长岁嫦娥观月奥,今朝神七揽球规。

航升变轨多圆满,舱出直行也适宜。

更有伴星相映衬,问天阁里铸丰碑。

酒泉火箭宇航升,壮士三雄应远征。

迈出天庭舱外走,美俄继后伴龙腾。


罗雪金

五绝

神舟敢问天,不可比以前。

倘若敌侵犯,亿来一概开。

七绝

神七今日问天公,科技玄机尽寓中。

有志中华非以往,摆脱落后与贫穷。


张德津

航天人数加,神七最精华。科技尖端步,迎来国际花。

着陆返回舱,迎来翟志刚。伯明海鹏健,圆满问天航。

神七又上天,三人航宇缘。离舱能出走,挥手笑开颜。

一强相系牢,漫步太空枭。出外抓扶手,自由行走娇。

光荣梦想连,神七见空前。智慧尖端博,蓝图灿烂沿。

神七谢天帘,升空响凯歌。圈圈地球绕,六十八时摩。


罗卓珍

七号神舟再上空,航天科技又攀峰。

人民各族同欢庆,洒敬英雄立伟功。


邓仰清

成就航天绩岂微,升空准确稳安归。

出舱漫步终实现,科技腾飞国展威。


黄其魁

披星戴月绕宇翔,健将飞天意气昂。

舱外操作施绝技,复兴华夏谱篇章。

秋风送爽传喜讯,七号神舟上碧空。

亿万军民齐赞颂,振兴科技立新功。


徐秀文

神七出征去问天,众人举目送星寰。

太空浩瀚蛟龙邀,科技超前梦得圆。

宇宙偶多一巨星,神舟七号问天行。

电波传来平安讯,华夏人民喜气凝。


黎细妹

神七展翼外九天,勇士出舱亮五星。

时代华章新一曲,乐音闹里月宫明。



对客家界定之我

李泽曾

    对客家的认识和界定,是客家理论界最基础的工作,是探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理论前提,应引起客家者的重视,深入探讨,以求较为一致的共识

    一、对客家的界定,任重而道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提高,许多侨居海外特别是南洋一带以及港台地区客属社团和客家同胞回祖国寻根谒祖,游览观光、投资兴业,以祖国的繁荣昌盛为自豪 。在这种形式下,客家人聚居的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的客家地区。为了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增进海外同胞的凝聚力,由当地政府出面打客家牌,成立客家联谊会、研究会,举办恳亲研讨会、祭祖活动;同时,积极参加海外各类客家联谊活动,交流频繁。这样,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研究客家的学者、专家鹊起,研究论文纷纷出笼,涌现不少较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但也有个执一词,出现摇篮祖地争论,纯客县、非纯客县的争,论源流争论等等,真得不亦乐乎。特别是由于几百年来行政区域的变动、政府宣传的需要和某些利益的驱使,使得对客家的认识和界定复杂化起来,客家发源地区日渐扩大,甚至由南渐北的扩展,甚至有客家广义、狭义之说。真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作为政府而言,打客家牌,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海内外交流,增进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愿望是好的。作为学术争论,探讨研究,溯本正源,为繁荣文化建设的愿望也是好的。但是,政府宣传饮注意分寸,有理有据,恰如其分;学术研究更应注意考证,实事求是。因此,笔者十分欣赏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林开钦会长2008年3月2日在省客联会上的讲话,他说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又处理好与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的关系”,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宣传的关系。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学术上应该有宽松的环境,对于不同意见宣传时要注意场合”。

    因此,对客家的认识和界定,任重而道远。

    二、改革开放头二十年社会知识界对客家的界定

    首先,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头十年,社会知识界对“客家”的权威定义。

    1.1979年版《辞海》“客家”条是这样写的: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四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逐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以粤东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县最为集中。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海外南洋一带。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即为居住在广西的客家人。语言保留较多的汉语古音韵,称“客家话”。

2.1989年版、1999年版《辞海》“客家”条是这样写的:汉语广东方言称为“哈卡”(Hakka),有“客面家焉”或“客户”之意,是汉族的民系。相传西晋未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份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为这部分汉人的通称。以粤东梅县、兴宁、大埔、五华、惠阳等地方为最集中,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海外南洋一带。讲客家话。妇女社会地位较高,不缠足,普通参加劳动生产。不受封建陋习的约束。在聚居区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传统。山歌亦别具风格。

    三、近十年客家理论界对客家的界定

    其次,我们再看看近十年客家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对客家的界定。论述很多,仅撷取几处:

    学者胡绳武教授写道:“客家是汉族诸多民系中的一支的称谓。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的汉人,从唐末至明中叶,主要聚居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具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他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含已经融合已经“客化”的畲姚等少数民族。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学者王东林、胡业雄写道:“”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分支,其先民祖籍中原,自东晋以来,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陆续迁入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情况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而逐渐成为的一个具有特殊的而且稳定的客家语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特殊民系,也称“闽粤赣系”。(注二)

    著名客家学者谢重光教授对客家民系的定义作如下表述:“客家是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民系,它是在汉族对于华南地区的经略基本完成,越海系、湘赣系、福佬人和广府人诸民系业已形成的情况下,继续向闽粤赣交界山区经略的结果。约略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始,以江淮汉人为主体的北方汉人源源南迁,在华南诸省平原和沿海地区都被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大批南迁的汉人涌入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与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百越种族盘瓠蛮等业已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南方民族,经过长期的互助和融合,至南宋时彼此在文化上互相涵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就是客家文化,其载体就是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 使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其他族群相区别的完全是文化因素,而非种族的因素。参与融合的南迁汉人、百越种族和盘瓠蛮等南方民族都是客家先民,他们原有的文化都是铸造客家新文化的重要构建。

    客家民系在南宋初年形成以后,元明代又有重大发展,约略到明末清初,其分布格局才基本稳定下来,其独特的方言、独特风俗、独特社会心理及族群性格才充分发展成熟。”(注三)

    笔者认为,几位学者对客家的界定很有见解,尤其是谢重光教授对客家的阐述是目前对客家界定较全面的诠释。但是,他们过分强调“文化概念”、“文化心态”等难以理解的虚词虚义。而且将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倒置,说“客家文化,其载体就是客家民系”(谢重光语)。笔者认为,客家民系是内涵,客家文化是外延,即客家民系的载体就是客家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民系是通过客家文化特征这个载体区别其它汉民族民系(如福佬广府民系)的。

    四、笔者对客家界定的思考

    笔者经过学习、理解,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心得要点如下:

    1.客家从孕育到最后成熟形成是经过数百年甚至千年长时间酝酿造就的。是南迁客家先民在闽粤赣交界的长期与土著居民(百越、盘瓠蛮种族)聚集、磨合、融合(包括语言、经济、文化的整合)而演化形成的,是汉民族最迟形成的一个民系。

    2.几次迁徙南下的先民,是被动、自发的,为避乱、逃荒、生存选择的流亡群体。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有直接迁入或辗转迁入的,有中原的,也有江淮、浙南已汉化的居民的迁入,以及东边的福佬人、广府人的迁入。还有赣南、闽西、粤东三个地区自身相互迁出迁入的。 这种迁入是符合中原王朝向南拓展的大背景,但并非中原当局有组织划指定固定的路线。而这些迁移路线中的较为集中的站、点,是学者、专家研究客家源流而指出的。笔者认为“大槐树”、河南固始、偃师等地,只是客家先民南迁时较为集中的、突出的起点区之一。

    3.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后,经过元明两代的融合发展,至明末清初,以赣州、汀州、嘉应州为中心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以其独特方言、独特风俗、独特文化以及族群聚居的生活习性而成熟成型,形成客家民系。

    4.客家孕育在赣南,客家成型在闽西,客家发展在粤东。明末清初是客家成熟成型时期。与当时的赣州、汀州、嘉应州为州府所管辖的地区应视为客家发源地(呀称发祥地、摇篮区、大本营),即赣州所辖的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龙南、长宁、定南、宁都、瑞金、石城、大庚、南康、上犹、崇义;汀州府所辖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连城、宁化、清流、明溪;嘉应府所辖的梅县、镇平(今蕉岭)、平远、兴宁、长乐(今五华)及大铺。似可分称为赣南客家、闽西客家和粤东客家,当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府)的赣县、长汀、梅县直接影响客家文化的形成,可视为客家祖地。

    5.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较迟,客家名称的来由,是由他称到自称。土著居民对外来的汉人称为“客人”,以别于当地原住的居民。后来,外来汉人与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客家人,他们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这里的福佬人、广府人称他们为“客人”、“客家人”。这是他……到了清末,大批的闽西、粤东客家人到海外、南洋一带自称“客家人”,他们因同乡同祖同方言聚居在一起,便于生存、生活,又成为新的客家聚集地。因此,由他称到自称。

    6.经过数百年而形成独特的客家方言、族群聚居、生活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文化,是通过客家话、土楼民居(包过土堡、围屋、围拢屋)女耕男工、崇文重教、宗祠族谱、客家山歌等载体表现出来。这是区别其它民系的重要文化特征。而客家话(包括客家土语、方言)是最重要、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文化特征。

    7.客家民系初步形成后,已是客家人的他们,又继续迁徙到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部分地区和侨居南洋一带,这些地方应视为客家人新的聚居区,但并不是发源地。这些客家人带着客家文化特征,参与、影响、融合新聚居地的原有文化。因此,在语言、风俗习俗上与客家祖地有一定差异,是必然的。

    8.现在“客家”一词,是“客家民系”、“客家地区”、“客家人”的简称或代称。

    五、笔者试试对客家下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80版)对“定义”所下的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

    笔者基本上述八个方面研究心得,揣陋冒昧给“客家”下个定义如下,以求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客家是汉族在南方拓展最后形成的一个民系。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一部分汉人因避乱、逃荒南徙渡江,约略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始,以江淮为主体的北方汉人继续南迁,涌入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百越盘瓠蛮种族,经过长期的互动和融合,到南宁时客家土语聚合成客家话,标志着客家民系初步形成。后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至明末清初,以赣州、汀州、嘉应州(府)为中心的区域基本稳定下来,以其独特方言、独特风俗、独特文化以及族群聚居的生活习性,成熟成型,形成客家民系。可称为赣南客家,闽西客家和粤东客家。其客家话、土楼民居、女耕男工、崇文重教、宗祠族谱、客家山歌等是客家民系重要文化特征。客家名称由他称到自称。土著居民对外来的汉人称为“客人”,此后外来汉人与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客家人,福建、广东的福佬人、广府人称他们为“客家人”,这是他称。后来闽西、粤东客家人到外地和侨居海外又称自己为“客家人”。这是自称。此后客家人聚居区除闽西、赣南、粤东、粤北最为集中外,尚有部分分布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和侨居海外南洋一带


  注一:见《三明与客家》序(三〕九页,2003年10月,方志出版社。

  注二:王东林、胡兴雄《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见《客家摇篮赣州》64页,200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注三:谢重光《客家界定和客家文化分层理论》,见福建《客家》2007年第五期33页。




编  后  记


    本辑主要分成四大块:

    一是“古城旧事”。收录了反映建国前的一些历史风物和事件,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其中《建国前后沙县城关工商行业的网点》,翔实记录了当时商铺牌号,反映了当时沙县工商服务行业的实况,对了解历史上的沙县是商品集散地,沙县人有经商的传统,有所裨益。

    二是“夏茂时俗”。夏茂是我县重镇,四篇文章反映了夏茂节令时俗,烟叶生产和文化活动的某个侧面,说明了夏茂有很深的文化积淀。

    三是“亲身经历”。黄则生的《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回忆》。黄则生是沙一中退休老师,今年已80多岁,这位老体育工作者,在我省体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情真意切的回,读后让人感动。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对群众体育运动的关怀和老一辈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对体育的执着,跃然纸上。联系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国成功的举办,确实有新的感受。扬发章的《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和洗礼》。作者以自传的笔触,如实抒写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以及革命对自己的洗礼和考验。语言平实、真切,毫无掩饰地把事实、感触和盘端处,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迪。文中所涉及的人和事,系作者记忆所及,望读者自鉴。

    四是“诗歌与论文”。神七问天,是2008年一件大喜事。我们选登老年大学诗词班学员的习作,表达我们对我国航天科技重大成就的赞颂。李泽曾《对客家界定之我见》的论文是继22期发表的《沙县是客家始迁地、摇篮区》的续篇,是值得探讨的文章。

    此外,刊载零闻先生的“补白”文章多篇,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政协领导十分重视此辑编辑,潘峰主席亲自过目,副主席多次过问,还得到原政协副主席李泽曾的帮助审稿、统搞。

    由于搞件不多,时间、水平受限,差错在所难免,恳望不吝指正。


                               编  者

                                 2009年元月